張作霖與劉曉波
本文刊登在《王道月刊》康德八十九年6月期，更多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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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與劉曉波
張作霖，字雨亭，滿蒙奉天海城人士。原中華民國東北三省自治保安總司令，原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是蒙滿地區現代歷史繞不開的一位重要的傳奇人物。其主要功績我在“紀念六四張作霖爆殺事件”一文中有著詳細的論述，當時我對其重大過失乃至罪行基本採取了迴避或一筆帶過的態度，具體原因後文會提到。而此文既然是正論張作霖與劉曉波二人，那麼關於張作霖的過失與罪行自然要清晰列舉，爲避免爭議起見，我在這一部分只引用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滿洲國政府、康德皇帝先後對張作霖軍閥政權的罪行的列舉並加以必要說明，不會進行任何主觀發揮。同時，由於張景惠國務總理大臣是原奉系 — 東北軍政權在滿洲國政府內最爲位高權重的官吏，我會在所引用的每一條史料原文中註明張景惠在該文段的發布中所起到的作用。
史料一：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
往者軍閥苛政、肆意誅求、火熱水深、民不堪命，閭閻之痛淚未乾、爪牙之餘厲尚在，所當徹底剗除，勿命再生枝蔓。
景惠等······輒為此會······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
張景惠時爲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之委員長，是獨立宣言的第一署名人。
史料二：滿洲國建國宣言
共和民國成立以來，東省軍閥，乘中原變亂之機，攫取政權，據三省爲己有，貔貅相繼，竟將廿年。狼厲貪婪，驕奢淫佚，罔顧民生之休戚，一惟私利之是圖！內則暴斂橫征，恣意揮霍，以致幣制紊亂，百業凋零。且復時逞野心，進兵關內，擾害地方，傷殘民命，一再敗衄，猶不悛悔。外則衊棄信義，開釁鄰邦，夙昧親仁之規，專取排外爲事。加以警政不修，盜匪橫行，遍於四境，所至擄掠焚殺，村里一空，老弱溝壑，餓莩載途。以我滿蒙三千萬之民眾，託命於此殘暴無法區域之內，待死而已，何能自脫！
——大同元年三月一日《滿洲國建國宣言》（滿洲國政府）
張景惠時爲參議府議長、【軍政部總長】。
史料三：即位詔書
其始，凶殘肆虐、安忍阻兵，無辜籲天、莫能自振。
——康德元年三月一日《即位詔書》（康德皇帝）
張景惠時爲【軍政部大臣】，副署。
史料四：軍人勅諭
其諸朋黨比周，傾軋生事，專閫獨裁，飛揚跋扈，在所必禁。
務宜湔除故習，一新軍心。
——康德元年三月五日《軍人勅諭》（康德皇帝）
張景惠時爲【軍政部大臣】。
上述引用的法令，在《王道月刊》的往期中都有詳細講解，此處不贅。只有《滿洲國建國宣言》的兩處需要加以簡單說明：
貔貅相繼，竟將廿年：此處爲方便說明以西元計算。大清國滅亡是在1912年，滿洲國建國是1932年，整整二十年。所以原文使用“竟將廿年”的目的是說明前面的“貔貅相繼”是在明確點名指斥張作霖與張學良父子，以及東北軍閥中所有將權力私相授受之人。
開釁鄰邦，夙昧親仁之規，專取排外爲事：此處主要指張學良勾結蔣介石搞所謂的“東北易幟”，煽動反日情緒，但也兼指張作霖晚年發起的與日方的幾次不必要的摩擦。插敘一句，滿洲國建國是在日本友邦的全力援助下所實現的，滿洲國政府不但公開譴責東北軍閥政權的暴戾，更曾經公開宣傳“日軍打倒張學良是爲我們驅除敵人”，所以若張作霖真的如共匪誣衊的那樣爲日軍所殺，滿洲國政府以及日本軍方完全不會遮遮掩掩，一定如打倒張學良一樣公開宣布。
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與滿洲國政府、康德皇帝先後對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軍閥政權的抨擊和批判，絕非“新政權對前政權的否定”。我們要知道，雖然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是張氏軍閥政權的最高領導人，但以張景惠國務總理大臣爲首的各位建國元臣當中，也有相當多來自原奉系 — — 東北軍元老，張氏軍閥政權的各種行爲，無論功過，他們都是重大參與者。尤其是張景惠還曾經是張作霖的換帖兄弟、左膀右臂。張景惠站出來批判張氏軍閥政權的種種過失甚至罪行，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偉大的反思精神，借用魯迅的一句話來說是“無情地解剖自己”。張景惠的做法，是真正的公忠體國，同時由於他長期存在於張氏軍閥政權的核心，當然比無論是時人還是我等後輩更加了解張氏集團的隱秘，包括隱秘的陰謀與罪行。
簡言之，張景惠所言之張氏軍閥政權過失罪行，必然全然真實，否則他不但是辱罵亡兄，更是侮辱自己與同僚。張景惠所言的罪行倘有一字不實，則對於身居高位手握重權的他本人以及其他奉系元老不僅沒有絲毫好處，而且會大大損害自身的威望，其他奉系元老絕不會安之若素。
筆者在康德八十六年撰寫紀念張作霖文章時的動機，除該文中已明言之提醒滿洲國民“六四天安門屠殺與滿洲國民無關”之外，還有一層當時不便明說，但今日必須講清的隱含之意。這一層意思可簡單概括爲“故作驚人之語，希爲警世之論”，可是很遺憾，經過了三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我必須承認，當時我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錯在對一般讀者的定位與期望過高。
經過了中共扭曲認知圖景和僞史七十餘年的熏染，包括全滿民衆在内的淪陷區民衆普遍對張作霖的認知極爲扭曲和荒謬。中共匪幫素以其“葉挺獨立團”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爲中共奪權“合法性”的重要一環，而張作霖集團又是後期投奔袁世凱的“北洋軍閥外圍”，與吳佩孚集團、孫傳芳集團並稱“北伐三大目標”，同時張作霖又是處決共匪早期匪首李大釗等的直接“責任人”，所以共匪對張作霖的基本評價是十分惡劣的。而又由於張作霖之死長期被蘇中兩共匪栽贓給河本大作等日軍官兵，時至今日，社交媒體上很多匪諜仍持“日本軍是兇手”這樣的荒謬不通之論。共匪又藉此煽動反日情緒，其對張作霖的另外一部行爲尤其是對日關係，又進行了基於所謂“中華民族大義”的“美化”篡改。一言以蔽之，淪陷區現在對張作霖的評價，無論是讚揚還是貶抑，無一字符合事實。
《後漢書》早有明徵，無論執行者是否願意，凡矯枉必須過正，而矯此種巨枉更要有驚雷般的過正手段。因此我在康德八十六年作六四爆殺一文中，只是著重强調了現今關於張作霖所有僞史中都不曾強調提到的“忠於舊清宣統皇帝”一事，以此今人全無重視之事震醒讀者，以便點出張作霖之後有張景惠等奉系元老服膺建國精神，揚棄繼承張作霖以追隨我滿洲國康德皇帝創立滿洲國之功績及精神。
然而，正如《後漢書》所指出的，矯枉過正雖然是不得已而爲之，但或多或少一定會引發新的問題。“六四紀念張作霖爆殺事件”之文發出後三年之間，絕大多數滿洲地區民衆未能體會我以張作霖忠於清遜帝之事引出張景惠等奉系元老服膺滿洲國建國精神、仰贊建國天業之義。恰恰相反，各路匪諜反而因此受到啓發，抓住機會，誘拐政治糊塗者，利用了這些爲了矯枉過正而故意片面强調的張作霖的樸素忠義精神。他們或是借擡高張作霖以貶低滿洲國，或是借所謂“張作霖死於日本之手”的謊言以挑撥滿日兩國關係。各路匪諜種種乖謬不通言論，最終目的都是消解現今全滿唯一與共匪開展自由鬥爭的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及服膺滿洲帝國流亡政府領導的國民同胞們的合法性，而消解滿洲帝國復國事業及流亡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受益者，就是非法占領全滿七十餘年之久的中國共產黨。所有隨這些歪曲史實的匪諜起舞的或投機或政治糊塗之輩，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都是在給中共永佔全滿的陰謀出力。
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在文中關於嘎達梅林（孟青山）的事例出現了時間錯亂。這一錯誤，開始的原因的確是我關於剿滅嘎達梅林共匪集團的時間綫記憶錯誤。此事在文章初稿發給王道月刊編委會之時，就已經被編輯委員查出。然而我思考再三，決定還是將其留下。其原因就是，既然全文的目的原本就是引人探究和瞭解關於張作霖政權的真實歷史，那麽我原以爲留下這一處錯誤似乎更有利於吸引注意力。然而三載已過，從沒有協和會外的任何讀者指出過這個問題。綜上所述，我不得不承認，在共匪造成如此的嚴重信息污染的年代，我的這一策略無法奏效，反而進一步助長了別有用心之徒和政治糊塗之輩的錯誤認知，并給了各路不逞之徒興風作浪的機會。值此建國九十周年佳年之際，有必要對張作霖的真相進行嚴肅認真明確的正本清源。而正本清源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直接引用有大量當時人、當事人，且還是張氏軍閥政權前重要參與者，後來的滿洲國政府高級官吏的滿洲國政府發布的各種法令公報。所以我沒有引用任何今人之研究數據，以免真僞之爭議。
劉曉波，生於滿洲全土淪陷後的僞長春市。是滿洲地區出身的中國“民主運動”領導人中知名度最高者之一。既然要論及劉曉波，那麼“八九民運”及其遭到共匪慘烈血腥鎮壓的“六四大屠殺”（以下不進行區分，均簡稱“六四”）就是繞不開的第一個重要話題。
爲何大量滿洲地區居民會參加六四？這是由淪陷五十餘年（西元1989年/康德56年/平成元年）後全滿原本的社會頂樑柱遭到共匪嚴重摧殘，整個滿洲地區的社會結構遭到共匪釜底抽薪般的破壞後所形成的新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用詩意的語言來說就是，一個深陷無邊黑暗而找不到出路的人，面對任何一縷遙遠而渺茫的燈火都會竭盡全力追逐，縱然那其實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幻覺。
六四的本質是中共統治集團（含其黨內及關係密切的外圍群體及組織）的內部權力鬥爭，但客觀而言，我們不能忽視，有相當一部分參與者，尤其是以劉曉波先生爲代表的滿洲地區出身的參與者，的確也同時抱持著爲民眾謀福利的善良動機。然而由於他們主觀認識的“國際”“國內”圖景完全建立在共匪的洗腦教育所捏造的僞史基礎之上，所以其動機或許確實不壞，但就客觀結果而論，完全沒有任何積極因素可言。
劉曉波領導“民主運動”的另外一項重要活動，也是令他身陷共匪黑獄竝最終慘遭謀殺的活動，就是發佈竝聯署《零八憲章》。這裡不談其“憲章”是否有實現的可能以及對淪陷區除滿洲地區之外的其他部分到底存不存在積極意義，僅就滿洲國而言，《零八憲章》是一份完全非法且自始無效的文件。因爲中共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非法佔領竝統治滿洲地區，所以任何以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爲前提的“憲政文件”，在滿洲國境內都是完全非法的。
《零八憲章》是劉曉波先生畢生矢志不渝爭取“民主”的理論綱領之總結，其動機以劉曉波的角度而論是善良的，而其方式也是極盡溫和的（甚至因此導致了一些海外反共人士強烈不滿，或直接拒絕聯署或聯署後要求撤下）。然而即便是這樣一篇卑辭厚禮（拱手送給共匪永遠統治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領土”的“合法性”），依然不能爲中共當局所容，不僅致使劉曉波深陷中共黑獄，無緣於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竝最終遭到共匪殘忍謀殺、挫骨揚灰。
雖然劉曉波在其生命的末期也已然意識到中共所謂的“大一統”是人民自由的桎梏，因此還提出了所謂“各省獨立論”竝配合其“三百年殖民地論”的所謂“解體方案”。然而正如六四、零八憲章一樣，劉曉波的這些主張全然建立在共匪的僞史所塑造的虛假圖景之上。關於這個虛假圖景，我們引用零八憲章的原文來舉一個最小的例子，零八憲章開宗明義說“今年（當時是西元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這就是典型的基於共匪歷史教育所編造的僞史而產生的對史實的錯誤認知。西元1908年8月（時爲光緒三十四年）大清國朝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首先只是“大綱”而不是“憲法”，其次是它只是“制定”而不是“施行”，所以大清國根本沒有在該年“立憲”。事實上，大清國就是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也只是依據沒有憲法做基礎的《内閣官制》及《内閣辦事暫行章程》成立了責任内閣而已，（日本帝國立憲也是責任内閣建立於憲制之前，西元1885年日本第一個内閣組建，西元1889年明治天皇才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憲制）大清從來沒有完成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計劃。説穿了，大清國從來沒有立過憲，而劉曉波竟然把《欽定憲法大綱》的頒佈當作大清（中華帝國）立憲的標志，可見其錯謬的嚴重與荒唐已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
筆者作爲滿洲帝國流亡最高法院長，不便對滿洲國土之外的事情過多參與，故而僅就滿洲國境內闡述所謂“各省獨立”的危害。所謂“各省獨立”，就滿洲國土而言，即是按照共匪的僞行政區劃，強行分割滿洲國土和滿洲國民。劉曉波晚年的此等主張與他年輕時一樣，都是由利民的善良動機與完全扭曲的錯誤認知圖景結合產生的畸胎。劉曉波先生僅抱有濟世救民的夢想，然而終其一生未能正確認知“自己是誰”的根本問題，也就是未能找回滿洲國民的正確認同，故而一生不得其門而入。只能無意義地一次次重複著緣木求魚、與虎謀皮，直至自身最終被邪惡徹底吞噬。劉曉波的失敗，當爲每一個依然對中共駐滿佔領當局抱有任何一絲幻想的滿洲國民所深戒。
若劉曉波先生能夠及早找到正確的認同與正確的道路，他本有機會爲滿洲國民同胞做出不可磨滅的真正貢獻。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終身沒有找到正路的劉曉波，只能以自己的慘烈死亡爲共匪本已罄竹難書的罪行簿再添一筆可有可無的血債，如同他那些三十年前死於共匪六四屠殺但至今卻連個名單都沒有留下的同儕一樣。更加諷刺的是，劉曉波的所有主張不論其動機爲何，都因爲其囿於共匪塑造的虛假認知圖景的窠臼，而在客觀上只能背書共匪塑造的所有虛假認知圖景，從而只能爲共匪本已“汗牛充棟”的歷史“合法性”論述繼續添磚加瓦。這些雖然固非劉曉波先生之本願，然而卻遺憾地是他一生言行的唯一必然結果。
在滿洲國淪陷後的漫長黑暗歲月中，縱然以淪陷區全境而論，滿洲地區受到的共匪的僞史、反人類意識形態、扭曲世界觀的影響嚴重程度也是數一數二的。考慮到這樣的實際情況，劉曉波先生的“覺醒”已殊屬不易。雖然劉曉波完全不了解或根本無法體得滿洲國建國精神，然而現下滿洲全土居民今日的覺醒程度甚至還遠未達到劉曉波三十多年前六四時的水平。故而我們不能否認，劉曉波堅持鬥爭的精神，在今日的滿洲地區的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所以，我們滿洲國民，在牢記竝實踐建國精神的前提下，願意肯定劉曉波先生與共匪不屈不撓的鬥爭。
張作霖與劉曉波，各有各的歷史貢獻，也各有各的缺陷和嚴重的問題。然而無論如何，其功勳與滿洲帝國相比，都是螢蟲之光無法與太陽爭輝。但其缺陷和問題，卻有著很高的將今人帶離正路的風險。斯人已逝，生者如何從他們的經歷中汲取可能存在的經驗以及必須戒懼的教訓，是他們留給這個世界，留給滿洲國國民，最後的思考。有鑑於最近各種關於此二人的不通之論甚囂塵上，且其中匪諜搗亂以破壞滿洲帝國復國天業的指紋昭然若揭，塞繆爾乃爲此文，正論張作霖與劉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