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主義 — — 滿洲自古以來之民族精神
本文來自《王道月刊》康德八十六年11月期，更多内容請看：
作者：完顔氏塞繆爾
概念的提出，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憑空產生於象牙塔，而是對現實的總結和提升。“協和主義”一詞在滿洲境内的出現雖不早於大同元年（1932年）滿蒙新國家建國之前不久關於國體和國家性質的爭論，然協和主義的精神內涵和內核，卻是古已有之。以民族之歷史而論，可謂滿洲自古以來之民族精神。既要談到滿洲的民族精神，則必首先了解何爲滿洲；則必首先了解在滿洲國時代真正定型的滿洲民族，如何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依歐洲民族歷史研究論，今日世界所言之民族，其定型歷史皆不超兩百五十年，然而不同民族歷史進程并非平等。毋庸置疑，任何民族的定型都必有廓清邊界之過程，通稱“民族構建”或“民族發明”（nation building），然而構建的強度和難度各自不同，導致方法亦是千差萬別。擧其大端，民族構建可無中生有，可偷梁換柱；亦可去偽存真，自然闡發。我國“統緒綿遠，相傳奕世”（太宗頒金詔書），與屢遭大洪水洗劫之東亞大陸不同，我國只有新群體融入，而未有人口替換。故無中生有、偷梁換柱之民族構建方式與滿洲無涉，我滿洲民族的產生毫無疑問屬於去偽存真與自然闡發的結合，而此一結合的關鍵點，正在“協和主義”四字。
以古代而論，協和主義之精義就是封建自由之精神，與今日歐美左派那種自虐自殘、壓制本土文化與主體族群，曲意逢迎的假“多元主義”不同，是一種真正的多元發展 — — 即爲兼容並蓄、自由砥礪的真正的多元主義。具體來說，古代歷史上，每個來到滿洲的群體或個人，均以自己的方式去融入並且貢獻於滿洲多元體系，這使得今日之滿洲永遠與昨日之滿洲不同，然而同時又絕對不會讓人認錯 — — 因為無論如何多元，滿洲確始終是滿洲。
滿洲協和主義機制如同緩沖液一般，調節政治生態的平衡。滿洲歷史上確實出現過高度費拉化中國化的政權，然而其結果要麽比更加偏向蠻族自由的新崛起力量推翻（如早期大金國消滅大遼國），要麽因為吏治國家的費拉性與滿洲協和主義精神背道而馳而遭到排擠出滿洲（如後期大金國不斷南遷，終使完顏氏等大貴族南遷子孫成為今日河南人）。而滿洲本土卻總能在這樣大變局之後，在並不漫長的時間內恢覆元氣，繼續成為一方自由之王道樂土。
協和主義之所以能發揮緩沖液功能，本質上是因為其強大的同化吸納機制。滿日精神如一體，滿洲協和主義的機制與古代日本吸納渡來人的機制極其相似，而與中國那種“喪屍病毒感染”式的機制本質不同。滿洲之協和主義正如親邦日本，非但不破壞反而加强新入群體內部以及新入群體與原有的滿洲政治結構之間聯系的有機性。換言之，滿洲内部各群體永遠是充滿活力、自我生長的。這種自我生長最高形式，就是滿洲帝國的滿洲民族。
滿洲帝國確定的滿洲民族，直接源於滿洲的協和主義在蒙古帝國時代之後的三次理論飛躍，其間確定了滿洲民族的最終形成并以滿洲作爲自己的名字。推想大金乃至渤海等時代必然有過的類似飛躍，因其資料已難查考，故而按下不表。這三次飛躍的代表人物分別是三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君主：後金國昆都侖大可汗（御名努爾哈赤），大清國太宗皇帝（御名皇太極），滿洲帝國康德皇帝（御名溥儀）。
“滿洲國”固然是滿蒙新國家的國號，然而這一詞語卻非當時所造，而是古已有之。“滿洲國”一詞名聲之大噪，始於建州女真部落政權以其為自稱，而“滿洲國”三個字真正作為一個正規國家的名號出現， 是在建州部領袖努爾哈赤將女真大部都收羅入自己的麾下而建立後金國、成為老汗王的時代。後金國是一個古代國家，與今日世界中一國只有惟一正式國號不同，它有很多都可以正式使用的名字：有時候叫後金國，有時也稱金國（Aisin Gurun），而有時候則直接自稱或被稱為滿洲國。伴隨著這個滿洲國的正式建立，滿洲人的概念出現了第一次飛躍，開始了從部落民向國家臣民的過渡。
滿洲概念的第二次飛躍，就是至今被滿洲人隆重紀念的“頒金節”，在太宗皇太極的這一份重要命令中，他直接定義：截至詔書頒布時，所有已加入滿洲八旗聯盟的武士及其家屬，無論原始出身女真諸部、蒙古諸部甚至原大明國遼東的編戶齊民，自此之後都將稱為滿洲人。皇祖皇宗的智慧令後人高山仰止，太宗在不意間已打破可能被別有用心的後人解釋成為“種族主義”的“只有女真各部才能稱為滿洲人”的碰瓷理論，頗爲遺憾的是，至今依然有很多政治糊塗者仍相信太宗詔書明明早已駁斥的謬論。
在滿洲人概念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飛躍之間，就是直接統治了明國兩京一十三省的大清帝國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滿洲人的概念發生了一些微妙卻又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方面大清國的統治者、滿洲大酋長愛新覺羅家族，出於封建習慣法的“活人、死人以及尚未出生之人的萬世契約”和征服者的“定天下之難者，享天下之福”的血盟邏輯，不能拋棄從龍入關的八旗世胄，盡管他們中相當多的人早已不堪一戰。另一方面，從康熙朝到乾隆朝，類似於後來所謂的“東北人認同”的“滿洲水土論”，逐漸得到皇帝本人的認可。東南沿海海盜以及其他免死流放犯在滿洲所繁衍的子孫，被逐漸承認為比腐化墮落的京旗更加純粹的“真滿洲人”，並被委以保護帝國的軍事重任。這些“真滿洲人”得到的待遇和信任，與從龍入關者別無二致。協和主義的法力再次發威，這些人的表現也確實沒有讓皇帝失望。
然而，如前所述，無論什麽時代，對什麽人，費拉化中國化都是一個可怕的詛咒。原本由滿洲人建立的大清國同樣無法逃脫這個命運。高宗（御名弘曆，通稱乾隆皇帝）雖然企圖復興舊俗清語（固有滿洲語），包括開除那些尺寸之功未立， 純粹就是因為主子一時興起就賞口閑飯的“新八旗漢軍”（八旗漢軍，清語Ujen Cooha，沒有代表漢人南人的Nikan一詞，直譯為莊重/軍或者嚴整/軍，可見無論本人還是祖先在戰爭中寸功未立之輩何來Cooha）來“Make Manchuria Great Again”（劉仲敬先生語），然而他的掙紮已經改變不了大清帝國的命運，終於僅僅百多年後，辛亥之亂終結了千瘡百孔的大清帝國，皇帝被迫下詔退位。只是這一次，原本作為帝國守備部隊的各地駐防八旗的命運，比以往任何一波都要更加悲慘，令人唏噓。
本以為幼年退位，可做富貴閑人的皇帝溥儀在中國人一次次背信棄義和得寸進尺之後終於意識到，沒有祖國，即便他這樣一位曾經的皇帝也“什麽都不是”。此時，建立保安團後被大清國招安收編的“東北三省自治保安總司令”張作霖將軍聽說了皇帝的遭遇，特別前赴皇帝駐地陛見。這段訪問在皇帝遭俘囚期間的“自傳”《我的前半生》（《前半生》一書全程在中國共匪監控篡改之下，總體可信度極低，然本段因無政治利害衝突，當屬可信）當中有詳載。張作霖將軍當時地位極其崇高，用陛下玉言來說：“我正在猶豫該用什麽樣的禮節來迎接這位中華民國的大員”。然而張大帥的表現卻讓先帝始料未及，他撲通跪倒、納頭便拜、痛哭失聲。張大帥的表現，代表了當時主流的新滿洲人，既然身為滿洲人，自然尊奉雖已失國、但仍享有傳統權力的皇帝陛下，看到他受到這樣的可以說幾近侮辱的待遇，又焉能不大哭憤恨。淚流滿面的張作霖向皇帝建議並許諾，從此不再和中華民國做任何糾纏，這次他回奉天就安排迎接鑾駕之事，請皇帝回盛京“復辟”（張大帥彼時尚不能區分謀劃中的滿蒙新國家與大清帝國的差異）。然而，此時距離1928年的6月4日，已不足數日。隨著皇姑屯的一聲爆炸，大帥的耿耿忠心，提前對滿洲“舊邦新造”的夢想，自此灰飛煙滅。皇姑屯爆殺案在後來的歷史中成為一起懸案，但真正的兇手只有一個，那就是蘇聯，既具備為李大釗、邵飄萍等遭張大帥明正典刑的匪諜覆仇的陰暗動機，又具備搞亂滿洲以乘虛而入的實際受益期望，同時匪酋斯大林認可張作霖將軍是弗朗哥將軍之同儕， 如張大帥成功輔弼幼主，在日本協助下回滿洲重新建國，則尚未準備好的蘇聯侵略野心，必受極大挫折。
在蘇聯的咄咄逼人和張學良身邊共諜的興風作浪之下，眼看就要輸光在滿洲全部利益、也對不起滿洲盟友的大日本帝國此時終於意識到，日滿親善、建立滿蒙新國家是實現雙贏的不二法門。從歷史上看，日滿自古親善，從現實上看，滿洲建國後必須全面仰賴日本幫助才能自保，因此即便以最功利的思維來推測，也斷不會出現不久前如孫文那種，起事前萬事答允，成功後概不認賬的白眼狼（孫文曾與日本簽署文件，革命成功後，不幹涉滿洲等非十八省地區獨立。但中華民國一旦成立，他立刻加入梁啟超，強行發明中華民族，背棄所有先前承諾）。痛定思痛，日本終決定完成大帥未竟之業，迎駕回鑾滿洲，建立滿蒙新國家。
滿洲人概念自兹迎來第三次之飛躍，大同元年，滿洲國建國，以溥儀為執政，即不戴皇冠的君主。又二年，康德元年，滿洲國改行帝制，執政溥儀名實合一登極稱帝，是爲君主立憲國家 — — 滿洲帝國之帝祖：康德皇帝。帝制既成，康德皇帝旋即著手處理任何民族國家都繞不開的共同體邊界劃定的問題。皇帝溥儀雖年幼即遭亡國喪家止痛，但他終究是愛新覺羅的優秀子孫，其深入骨髓的天生政治家品質是無法掩蓋的。在各種背叛與效忠的交織當中，以一介亡國之君的身份顛沛流離、淒淒惶惶度過了人生本應最美好的童年和青春歲月的康德皇帝，一刻不停的思考“誰才是自己人”這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皇帝眼前閃過一個個熟悉的，或可憎或可親身影：背後插刀的宗親奕劻，拒絕赴新京團聚的生父載灃、四弟溥任，自豪於遺老身份的鄭孝胥，願意放棄“土皇帝”榮耀的張作霖。當然，聖明天縱的皇帝陛下，不消片刻早已下定了決心，只待一個時機。
這裏還有一段插曲，即前文一筆帶過的在滿蒙新國家建立之前，於建國之路綫曾有“正統主義”與“協和主義”的爭論。彼時兩種主義皆與後來滿洲國實行之制度不同，其“正統主義”實為血統主義，甚或種族主義，在保留皇帝和貴族地位之餘，竟提出“旗人皆是滿洲人，唯有旗人才是滿洲人”的昏亂主張，可謂敵我不分，内外不明。 可嘆這樣一個當年已被事實徹底擊碎的不切實際、親痛仇快的幻夢，今日卻還有少數擁躉，以荒謬言行為滿洲之復國平添障礙，此爲後話不提。另一種主義則是頗爲激進的“協和主義”，這種所謂的“協和主義”非但不是後來滿洲國實行之真協和主義，也與滿洲自古以來之協和主義民族精神背道而馳，是披著畫皮的激進共和主義，主張在滿洲建立毫無基礎可言、必然四分五裂、他人漁利的所謂“共和國”。依舊可嘆，這一同樣“為事實徹底擊碎之不切實際、親痛仇快的幻夢”，今日亦有少數擁躉，以“荒謬言行為滿洲復國平添障礙”。果真是“太陽底下無新事”，自以爲私智勝古者代不乏人。
這場爭論的終點，就是愛新覺羅皇族的合法正統繼承人溥儀，回滿建國，先爲執政，後登基稱帝。實踐真正統主義，在於尊滿洲之君主，排除不認滿洲之舊清皇室成員；實踐真協和主義，在於排除種族血統、來滿時序之成見。康德皇帝的身份正是兩種主義的最佳結合點。而皇帝登極，正統主義已然實現；未來滿蒙新國家之建設，自然重心在協和之建構。
康德皇帝聖明燭照，早在他還未正式戴上滿洲帝國皇冠之前即開始進行“滿洲人”概念的第三次飛躍的鋪陳。大同元年三月九日執政就職宣言《宣示王道立國之要旨》曰：“今立吾（滿洲）國……除去種族之見……凡我國人，望共勉之。”執政宣言明定只有滿洲國人才是滿洲國執政 — — 後來的康德皇帝的同胞。
兩年後的康德元年，執政正式登極稱帝。康德皇帝的《即位詔書》更加明示：“國中人民，種族各異，從此推心置腹，利害與共，或渝此言，有如皦日，無替朕命。” 《即位詔書》正式宣告了現代滿洲民族在皇帝的御用蘭花旗幟下的確立。一年後的康德二 年，皇帝在訪日結束回鑾新京後， 有感日本帝國的盛情以及日本在天皇陛下領導下民族構建的巨大成功，發佈《回鑾訓民詔書》。皇帝於《回鑾訓民詔書》頒行後，召集了所有在新京的簡任以上文官及少將以上武官， 至帝宮聆聽聖訓。皇帝陛下承接《即位詔書》及《回鑾訓民詔書》所體現之滿洲建國精神，直截了當地稱呼所有居住在滿洲地區並接受滿洲帝國司法管轄的國民為滿洲人。在詔書中，康德皇帝說：“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衆庶爾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凡我臣民，務遵朕旨。”在對文武百官的訓話中，康德皇帝對詔書中的精神進行了通俗的闡發。皇帝說：“爲了滿日親善，我確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
康德皇帝此舉體現了他超凡的政治智慧。他在看似無意間解決了滿洲民族廓清邊界的最大難題。既然滿洲的太宗皇帝有權定義滿洲人，滿洲的康德皇帝當然也有這個權力。康德二年五月頒行的《回鑾訓民詔書》、詔書頒行後皇帝親賜文武百官的勅語、康德七年頒行的《暫行民籍法》三者結合，在法律上明確地闡述和解析了“滿洲人”的概念，同時產生了明確且不容置辯的判別標準。“誰是滿洲人”早已成爲與“誰是美國人”一樣，都是其答案一目瞭然的問題。企圖推翻或爭論這個早在八十年前就有的定論 — — 那麽你要麽是匪諜，要麽是亂臣賊子。康德皇帝以法律的形式，將協和主義這個滿洲自古以來不成文的民族精神，真正的落實在了文字上。康德皇帝的詔書、勅語以及滿洲國的法律條文，一同實現了滿洲民族去僞存真和自然闡發的民族構建模式。康德三年五月滿洲帝國政府發表的《囘鑾訓民詔書衍義》中，秉承聖上旨意的撰稿人再申明：所謂“滿洲人”就是“滿洲國人”，就是服膺康德皇帝權柄的三千萬同胞。自此，現代滿洲民族概念， 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均告完善，直至今日。
協和主義，毫無疑問是滿洲自古以來的民族精神。請謹記滿洲不死，協和主義不死。每一個符合滿洲帝國康德七年八月一日勅令第一百九十七號《暫行民籍法》定義、認同滿洲並為滿洲復國出力的人，都是無可置疑的滿洲人。這並非什麽人的一己之見，而是既成的歷史事實和聖旨欽定，凡是不承認這一點的人，無論他自以為自己是誰，都或者是數典忘祖、倒反天罡的叛徒，或者是包藏禍心、混淆視聽的匪諜，是滿洲帝國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