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圍城之正名爲長春圍城

滿洲帝國協和會 Concordia Association of Manchuria

Nov 5, 2021

康德八十八年十月十九日作者：薩里達克氏阿斯蘭

本文發佈在《王道月刊》康德八十八年10月期，更多請看：

《王道月刊》康德八十八年10月期

康德十五年五月至十月，時值滿洲國淪陷之後第三年，即西元一九四八年，重慶政權國軍與中共解放軍共同製造了慘絕人寰的長春圍城。自滿洲帝國復國運動興起以來，很多滿洲國人及外國友人，使用“新京圍城”一詞來稱呼長春圍城。“新京圍城”一詞看似是一個表達了“擁護滿洲國復國”的詞匯，實則似是而非，混淆了“新京”這一概念，使用“新京圍城”反而對滿洲國復國事業有害。本大臣深念滿洲國人擁護滿洲國復國之向化之心，親作此文，以澄清事實，向民衆講解爲何長春圍城之正名爲長春圍城，以教民衆使用長春圍城之正名。在本文中，爲澄清長春圍城之正名，我將爲新京正名，再爲長春正名，以便能自然爲長春圍城正名。

其實關於誤用“新京圍城”指代長春圍城的原因和意圖，本大臣一清二楚。這個錯誤原因既不是孤立的亦不是新鮮的。之所以說這個錯誤原因不是孤立的，是因爲本大臣除了知道有人把長春圍城叫成“新京圍城”還知道有人曾宣揚過“必須用‘奉天’而不能用‘瀋陽’否則就是不愛滿洲國”等謬論，而這些錯謬的原因完全相同。之所以說這個錯誤的原因不是新鮮的，是因爲早在協和會復立籌備期，以上所列之錯謬就曾一度甚囂塵上。總而言之，無論是使用“新京圍城”指代長春圍城，還是叫囂“必須用‘奉天’而不能用‘瀋陽’”，其錯謬的原因都是，對滿洲國行政區劃與支那占領滿洲全土後實行的僞行政區劃之間的關係一知半解。説白了就是，犯這種錯誤的人對滿洲國行政區劃無知，不知道支那占領滿洲全土後實行的僞行政區劃本就不是僅將“新京特別市”改成“長春市”或將“奉天市”改成“瀋陽市”這麽簡單。説穿了，爲何不能把長春圍城稱作“新京圍城”？因爲這個圍城戰并不只發生在新京特別市的境内。同樣，爲何“必須用‘奉天’而不能用‘瀋陽’否則就是不愛滿洲國”這種謬論無比扯淡？因爲編這種謬論和贊同這種謬論的人無知到壓根不瞭解在我國同時存在“滿洲國奉天省奉天市”“滿洲國奉天省瀋陽縣”、“滿洲國新京特別市”“滿洲國吉林省長春縣”等諸如此類的行政區劃。在咱們滿洲國，“瀋陽”一詞主要指代瀋陽縣，亦可指代包括奉天市和瀋陽縣在内的整個奉天周邊地區。同理，在我國，“長春”一詞主要指代長春縣，亦可指代包括新京特別市、長春縣和通陽縣在内的整個首都周邊地區。順便説一句，這類行政區劃的編定方式并不獨特，文明國家的大城市及其周邊亦多如此，反倒是共產支那的那種不知所云的行政區劃才是世界奇聞。

一、爲新京正名：何爲新京？新京就是新京特別市，不指我國首都周邊地區。

很多人都知曉新京特別市乃滿洲國之首都，但恐怕知曉究竟何爲“新京特別市”之人就不多了。新京特別市之範圍，乃依據康德四年十二月一日勅令第四百零一號《關於新京特別市區域之件》，由康德皇帝欽定的。在前述法令之中附有另圖，直接清晰劃定了新京特別市的邊界與範圍。如圖所示，簡而言之，新京特別市的邊界與範圍，與重慶政權之僞“中華民國吉林省長春市”、中共之僞“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長春市”以及中共之僞“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長春市之市轄區”都完全不同。新京特別市北界，在後金錢堡、三間房、四間房、蔡家高堡一綫；新京特別市西北界，在蔡家高堡、三合堡、朱家窩棚、開源堡一綫；新京特別市西界，在開源堡、興隆堡、靠山屯一綫；新京特別市西南界，在靠山屯至永順堡一綫；新京特別市南界，在永順堡、高家店、吳家店、八里堡、靠邊王一綫；新京特別市東南界，自靠邊王向東北方至靠邊孫而後向東南至王家屯，再向東南以環繞淨月潭水源地，而後轉向東北至朱家大屯，自朱家大屯向北至腰站、小河台以環繞淨月潭水源地，而後再向北，與新京至吉林市公路交界；新京特別市東界，自新京特別市界與新京至吉林市公路交界處向西南至石碑崗，再向北至楊家店；新京特別市東北界，在楊家店至後金錢堡一綫。滿洲國新京特別市除其東南界與滿洲國吉林省通陽縣交界外，新京的其他方向市界皆與滿洲國吉林省長春縣交界。換句話説，吉林省長春縣基本包裹著新京。總而言之，新京就是新京特別市，長春就是吉林省長春縣；而長春亦或可指首都及其周邊地區；新京和長春兩者概念不同，不可混淆。

二、爲長春正名：我國吉林省長春縣，與僞“行政區劃“之中的“長春”完全不同。

新京特別市的範圍，與重慶政權和中共在占領滿洲國後所推行的僞“行政區劃”中的“長春”完全不同。在重慶政權爲肢解滿洲國認同而強化其非法軍事占領的“東北九省”方案中，重慶政權將我新京特別市和吉林省長春縣的邊界打亂而後再重新劃分爲僞“中華民國吉林省長春市”及僞“中華民國吉林省長春縣”。在中共占領滿洲全土之後，共匪爲强化其非法軍事占領而肢解滿洲國認同，推行了比重慶政權更加邪惡的僞“行政區劃”，除大家耳熟能詳的“設立僞‘内蒙古自治區’分解滿洲國之蒙旗”“將熱河省南部劃給僞‘河北省’”等陰謀詭計以外，在我首都地區，更將我國新京特別市以及吉林省長春縣、通陽縣、公主嶺市、懷德縣、德惠縣、九臺縣、榆樹縣、農安縣等地通通并入其僞“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長春（地級）市”，更將其所謂“長春市區”的範圍胡劃一通，把我國的九臺縣改爲僞“九臺區”，把我國的德惠縣改爲僞“德惠（縣級）市”，種種罪行不勝枚舉，其用意即在擾亂首都人民對我新京特別市及長春縣的邊界的記憶，從而對我滿洲國臣民進行奴化教育，使其甘爲共產支那之“亡國”奴隸。所以，某些人心中設想的“既然侵略者改新京爲‘長春’，那麽我們反過來把‘長春’改回新京不就是‘復國’了嗎”的簡單弱智想法完全不對。復國就是原樣復國。那麽我們滿洲國人要做的，就是在克復國土之後，把侵略者怎麽拆得再怎麽按原樣給拼回去，而不是囫圇吞棗、叠床架屋似的直接把僞行政區劃改回所謂的“原名”（僞行政區劃之陰毒就在於其建立在肢解我國行政區劃之基礎上，所以如不將其基礎化解，就無法破解其對滿洲國之地方共同體之破壞）。

三、爲長春圍城正名：共軍的圍城包圍圈在哪裏？

康德十五年夏，中共解放軍逐漸在我國首都及周圍地區包圍重慶政權國軍。重慶政權國軍以中央通爲界，分爲兩個“守備區”，東半部以蔣軍六十軍防守，西半部以蔣軍新七軍防守，蔣軍總部設在滿洲中央銀行本店之大樓内。蔣軍以滿洲中央銀行本店大樓爲核心層層構築防禦工事，并以新七軍的兩個團防守新京飛行場（即大房身飛行場），以六十軍的一個師防守新京以東山地。圍城的共軍，是共軍的“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其在蔣軍控制區外圍，構築了裏外兩道包圍圈。這就是長春圍城時蔣共雙方的大致兵力佈置。

長春圍城，顧名思義，就是圍困了“長春”這個“城”。要爲長春圍城正名，就需要首先回答，共軍的圍城包圍圈在哪裏？

康德十五年五月中旬，共軍已完成對駐守在我國首都及周圍地區的蔣軍的合圍，共軍最前綫指揮部，即設在我通陽縣内的李家屯，該處距離新京驛有五六十公里。共匪最前綫指揮部所在地李家屯，距離新京特別市東南界，尚有三十餘公里。同時，前文已具，蔣軍派了一個師防守新京以東的山地，即今日中共僞“長春市”之東郊蓮花山、興隆山等處，這些山地，已在我長春縣之興隆村、卡倫村等村落之範圍内，早已出了新京特別市東界。共軍在東部的包圍圈，是在蔣軍所堅守之山地防禦工事之更外側，所以，顯而易見，共軍的包圍圈絕不僅是把新京包了進去，還把新京特別市周圍的長春縣及通陽縣的部分土地也包了進去。換言之，在長春圍困戰中淪爲餓殍而喪身的滿洲國人不只是新京市民，還有長春縣和通陽縣兩縣的縣民。

康德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共軍突襲新京飛行場，殲滅前述的駐守新京飛行場的蔣軍兩個團，蔣軍收縮西部防綫，共軍占領新京飛行場，并依據新的蔣共兩軍態勢調整其包圍計劃。六月中旬，共軍決定“要使長春成爲死城”。六月二十二日，共軍完成圍城部署，形成了兩道包圍圈，完全構建了以新京市區爲中心的方圓四十五公里、縱深二十五公里的封鎖圈，禁止糧食、蔬菜、燃料、牛馬等進入封鎖圈。此後，在共軍封鎖圈和蔣軍哨卡間形成了後來被稱爲“卡空”的中間地帶。截至此時，共軍的包圍圈與新京的邊界的差別就更大了。在西側，由於新京飛行場緊壓著新京特別市西界並處在新京一側，共軍占領新京飛行場之後，其包圍圈在新京飛行場之東重新構建起來，此時共軍的包圍圈即已深入新京特別市。在東側，共軍的包圍圈將蔣軍六十軍的三個師（包括駐守新京以東山地的六十軍的一個師）嚴密包圍。前文以具，蔣軍在新京以東山地的防守陣地已處在我長春縣及通陽縣境内。因而，共軍在東側的包圍圈仍在長春縣和通陽縣境内，導致該區域的長春縣通陽縣縣民活活餓死。自此時直至十月十七日蔣軍六十軍投降中共而讓出東部山地的防禦陣地時爲止，共軍的包圍圈一直橫跨新京、長春、通陽這三個縣或特別市。十月十八日，蔣軍新七軍向中共投降。十月二十日，在滿洲中央銀行本店大樓的蔣軍總部機關投降中共，長春圍城戰結束。

綜上所述，共軍在長春圍城的絕大多數時間，其包圍的都不僅是新京，還包括長春縣和通陽縣。咱們滿洲國人既然是仰贊滿洲國復國天業，自然以滿洲國行政區劃爲滿洲國土之唯一合法的行政區劃。長春圍城戰中，共軍製造的包圍圈的範圍，依據截至滿洲國淪陷之時的行政區劃，就是橫跨新京特別市、吉林省長春縣、吉林省通陽縣的。因此，如果將長春圍城誤稱爲“新京圍城”，一來不符合事實，二來實屬不承認滿洲國行政區劃的政治錯誤。我再説一遍，新京，與重慶政權之僞“中華民國吉林省長春市”、中共之僞“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長春市”以及中共之僞“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長春市之市轄區”，都完全不是一回事。此外，如果將長春圍城誤稱爲“新京圍城”，非常容易讓人誤會我滿洲帝國同胞之所以用“新京圍城”是因爲贊同“既然侵略者改新京爲‘長春’那麽反過來把‘長春’改回新京不就是‘復國’了”這樣的謬論，其最終的邏輯終點還是違反了先在的滿洲帝國的法統和政制，從而事實上反對了復國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