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爺本家正説西太后之一——辛酉政變的真相
作者：橋明
編者注：本文選自《王道月刊》康德八十八年2月期，更多請看：
老佛爺本家正説西太后之一— — 辛酉政變的真相
作者：橋明
楔子
我祖上出自葉赫，與孝欽顯皇后葉赫那拉氏同出一祖。近來有感淪陷區乃至自由世界各種關於孝欽顯皇后的謠言層出不窮，其中既有惡意詆毀、不敬狂悖，又有不明所以、人云亦云，總之是僞史滿天飛。這倒也不全怪共匪亡我王道樂土新滿洲之心不死，因爲很多謊言是康梁時代就被維新派造出來并在海外廣汎傳播的，是歲數比滿洲國還大的老僞史。種種如此，對於我滿洲國帝祖康德皇帝的皇祖皇宗及列后的聲譽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在下不才，想以一己之力爲正本清源做出微薄的貢獻，便決定基於自己孝欽顯皇后本家的身份和對清史及滿洲國史的瞭解，爲讀者正説孝欽顯皇后，并請求《王道月刊》編委會在《王道月刊》上發表這一系列的文章，以破邪魅而正視聽。可喜，本月初我的提議得到了編委會的肯定答復。因我個人不能保障月更，故而已和編委會商定，這一系列的文章，將在《王道月刊》上不定期發佈。
此外，爲響應《王道月刊》編委會上月關於更加注重用語規範的號召，我將在本系列文章中能用滿洲語詞彙的地方一定要用滿洲語。尤其是關於孝欽顯皇后的稱呼。我將在本系列中完全摒棄中共建政後爲大衆所普遍使用的無產階級化的稱呼，比如在孝欽顯皇后作爲太皇太后駕崩之後仍用其徽號前二字（慈禧）稱呼其爲“慈禧太后”甚至“慈禧”等。
據査，滿洲國時期人們在大多情形下都用從大清國時代傳下來的相同的方式稱呼孝欽顯皇后，即將諡號前二字（孝欽）和諡號末尾所祔之其夫諡號末一字（顯）合起，稱“孝欽顯皇后”，亦或簡稱爲“孝欽”或“孝欽后”。此外，因日系人常沿用日本舊習慣稱其爲“西太后”，滿洲國時期人們也在非正式場合稱其爲“西太后”。當時其他合適的稱呼，還有“老佛爺”。除以上外，其他稱呼均爲無禮，不爲人們所用。如今支那所流行的“慈禧”、“慈禧太后”等稱呼，是非常山寨且無禮的，充分體現了東亞糞坑的無產階級臭味。作爲本家，我不願意太多用正式稱呼，我最喜歡的稱呼是“老佛爺”，而此稱呼并非自孝欽初爲皇太后時就開始使用，若我一直叫她老“老佛爺”，恐怕容易讓人誤解真實歷史，於是在本系列文章中，我將多以“西太后”稱呼她老。至於西太后以外的其他列聖列后，對孝貞顯皇后我將以“東太后”稱之，亦會杜絕“慈安太后”甚至“慈安”等支那無產階級山寨稱呼，其他列聖列后我將都用滿洲國舊有習慣稱之。
下面我們就開始吧。
孝欽顯皇后概述
孝欽顯皇后，親自參與大清國政治決策將近半個世紀，是一代奇女子和女政治家，其諡號共22個字，全稱爲“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爲大清國歷代皇后中絕無僅有。截至其駕崩前，其徽號爲“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太皇太后”，爲大清國僅有的兩位太皇太后之一。因爲在她駕崩後，大清國很快就倒臺了，而此後的東亞地區，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要麽是與她無繼承關係的，要麽是視她爲敵的各種政治派別，所以關於她老的謊言自她駕崩後從來無人辨明是非曲直。我們滿洲國又稱滿蒙新國家，是舊邦新造，與大清的相同點，僅限於滿洲國帝室與大清皇室同是愛新覺羅皇朝，此外并無關係，且當時我國上下嚴防人們把滿洲國建國錯誤當作大清復辟，自然不方便直接站出來爲西太后澄清史實。而那些拒絕滿洲國的清朝遺老遺少，都認爲西太后要爲清朝的滅亡背鍋，所以自然對她身後的種種非難缺少站出來說公道話的熱心。維新派自戊戌後視西太后爲死敵，在日本和北美大肆傳播關於西太后的不實信息，且由於他們受到日本的庇護和同情，我滿洲國的親邦日本，對西太后的理解亦是多有偏頗。至於孫文的革命派，則是以排滿革命起家，儘其所能體現清室的“殘暴”和“不合法”，自然對關於西太后的謠言樂見其成。自不必説共匪，推行無產階級專政，要打倒一切有產階級，一直把大清國皇室當作“地主階級總頭目”，用共匪那骯髒歹毒之下流心製造了更多的關於西太后的謊言。總而言之，在清朝滅亡後，并沒有任何一國或政治派別公然站出來爲西太后澄清真相。
西太后的政治生涯，始於文宗顯皇帝在熱河駕崩。而關於她的政治生涯的種種謊言，頭一個就是指控西太后發動辛酉政變而“簒權”。這個指控看似合理，但實是無稽之談。那麽辛酉政變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文宗未指派顧命大臣
支那歷史對辛酉政變，向來是這麽敘事的：文宗顯皇帝遺詔，命肅順、載垣、端華、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爲“顧命八大臣”，總攝朝政。西太后不滿，與文宗之六弟恭親王奕訢聯合，發動政變，違反了文宗遺詔，肅清了“顧命八大臣”，垂簾聽政，開始掌握大清最高權力四十八年云云。支那這個敘事，說的有鼻子有眼，但實則用了他們支那慣用的張冠李戴、偷換概念的戲説胡説歷史的方法。如果我們來看文宗顯皇帝遺命，就可以明白知道，所謂“顧命八大臣”的名目，從不存在。
文宗顯皇帝在臨終前，先將自己的閑章“御賞”賜予東太后，又將另一枚閑章“同道堂”賜予嗣統的穆宗毅皇帝，並下旨規定，爲防幼君即位後臣子矯詔，必須以“御賞”“同道堂”兩章代朱筆，作爲一切旨意的憑證。此事在端華、肅順的密札中亦有詳細記錄，因這密札是辛酉政變失敗方在文宗駕崩時記載熱河行在中樞事情的第一手材料，能作佐證。《熱河密札》記載：“兩璽均大行所賜，母后用‘御賞’璽，上用‘同道堂’璽，凡應朱筆處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而後在駕崩前一日，召集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及隨扈到熱河駐蹕的御前大臣及軍機大臣，定立遺詔，詔曰：
“朕蒙皇考宣宗成皇帝幬育仁慈，恩勤付託。臨御之初，仰承聖諭諄諄，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奉三無私、保泰持盈為本。因命中外臣僚，薦舉人材，並廣開言路，俾大小臣工，各抒所見，以期博採周知，下情罔隱。自御極至今。日理萬幾。凡批覽章奏，引對臣工，十一年中，未嘗一日稍懈。各直省水旱偏災，經各該督撫奏請蠲緩錢糧，靡不體恤民艱，恩施立沛。惟自軍興以來，已閱十載。其竄踞連鎮、馮官屯、及楚閩粤黔巨股各匪，雖經疊次削平，而江蘇安徽浙江等省被擾各區，迄今尚未戡定。每念我黎民疊遭兵燹，宵旰焦勞，難安寢饋，遂致思慮傷神，漸形氣弱。上年八月間，舉行秋獮，駐蹕熱河。旋經恭親王奕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通商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本年正月，曾經降旨，於春仲回鑾。適因舊疾復作，不得已降旨停止。本擬俟秋間氣體復元，啓蹕回京，與諸王大臣講求庶政，次第舉行。孰意入夏以來，暑瀉日久，元氣愈虧，以致彌留不起，豈非天乎。顧念神器至重，允宜傳付元良。十六日子刻，召見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朱諭：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命該王大臣等，盡心輔弼，贊襄政務。皇太子仁孝聰明，必能欽承付託，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統。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方今東南諸省軍務未平，百姓蕩析離居，慘罹鋒鏑。振文教，修武備，登進賢良，蕩平群醜，實為當務之急，可不勉哉。隨扈王大臣、及在京王大臣等，其各精白乃心，和衷共濟，以期克臻上理。各路統兵大臣、及各該省將軍、督撫，受朕厚恩，尤宜力圖埽蕩，早靖逆氛，俾寰宇奠安，黎民綏輯，克終朕未竟之志。在天之靈，庶幾稍慰焉。喪服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上文宗遺詔，我自《文宗顯皇帝實錄》直接援引。需要指出的是，《文宗顯皇帝實錄》爲辛酉政變勝利者在同治朝編修，《穆宗毅皇帝實錄》爲辛酉政變勝利者在光緒朝編修，這兩部實錄雖爲勝利者編寫，有人恐懷疑其關於辛酉政變的記載有所曲筆，然經我査驗，這倆實錄原原本本記載了關於辛酉政變前後的所有詔令諭旨的原文。例如，辛酉政變後那道給載垣、端華、肅順等定罪的諭旨，因其遣詞造句不佳，其所引述的文宗遺詔部分，其意思與文宗遺詔内容實有矛盾之處，此實爲辛酉政變勝利方的“醜事”。而這些“醜事”都在他們編修的實錄中原原本本地記下來了，沒有一絲修改和隱瞞，足見《咸豐朝實錄》《同治朝實錄》之坦蕩，兩實錄自可爲信史，能作佐證。
我們綜合文宗關於“御賞”“同道堂”兩璽代朱筆的諭旨和遺詔，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因穆宗年幼，“同道堂”自然由其生母西太后掌管，文宗給予東太后和穆宗以兩璽代朱筆，是賦予兩宮皇太后關於一切詔令諭旨的最後裁斷之權。文宗此舉不僅是藉鑒清初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對攝政王多爾袞總攝朝政之監督以及孝莊文皇后對索尼等四輔臣總攝朝政之監督之先例，又爲防止身後親王、大臣如多爾袞、鰲拜一樣擅專國政。此舉符合大清的祖宗家法，同時文宗所爲更加徹底，爲了從根本上避免多爾袞、鰲拜等專擅朝政局面的出現，乾脆地選擇了不設顧命大臣。在西太后駕崩後，孝定景皇后與攝政王載灃的權力結構，同樣藉鑒了前述先例。雖然載灃是西太后懿旨確定的攝政王，但仍需由孝定景皇后監督其裁決國政。
第二，文宗遺詔中，從未有令載垣、端華、肅順等八大臣爲顧命大臣，更未有令載垣、端華、肅順等八大臣如清初四輔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一樣在幼主親政前總攝朝政、裁決國事。什麽是顧命大臣？“顧命”一詞，出自《尚書·顧命》，是周成王將崩之際，命召公、畢公輔佐周康王時所作。顧命的正確含義，就是先君在繼統幼主尚不能親政時指定某大臣基於先君之遺謨並代行君主之權及輔佐幼主。顧命大臣雖爲臣子，但領受先帝遺命，地位特殊且崇高，是先帝的代行人和旨意的貫徹者。所以擅殺顧命大臣，爲歷朝歷代之所禁忌。支那人將這些根本沒有顧命大臣資格的人捧爲顧命大臣，本質目的在於汚衊西太后“不法”“跋扈”和“濫權”。遺詔原文明言：“十六日子刻，召見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朱諭：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命該王大臣等，盡心輔弼，贊襄政務。”衆所周知，親王、大臣得顧命而代行君權，事關最高權力的歸屬，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文宗若有此意，必然會明明白白地點出姓名，明確交代點出姓名的親王、大臣有代行君權之大權。例如，世祖章皇帝遺詔中，即明白地點出了顧命大臣姓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伊等皆勛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天忠盡，保翊沖主，佐理政務。”反觀文宗遺詔，未有指名顧命大臣總攝朝政，所點出的不是大臣姓名，而是官名。這種在遺詔只點官名而不點大臣姓名的情況，并不是文宗的創舉，宣宗成皇帝駕崩之際，即有遺詔語句如此：“本日卯刻，特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親降朱筆諭旨，立皇四子奕詝爲皇太子，並諭王大臣等同心贊輔。”衆所周知，宣宗并無讓當時的宗人府宗令定親王載銓、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僧格林沁、内務府大臣文慶、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等總理朝政，僅是囑咐他們好生輔佐新皇帝而已。文宗一即位，亦即刻對中樞進行改組，并未全部留用這幾位大臣。所以顯而易見，這種在遺詔只點官名而不點大臣姓名的做法，并無任何顧命之意，更沒有讓這些大臣總理朝政之意。文宗之意，只是讓他駕崩時在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職位上的一衆大臣各盡其本職，好生輔佐幼主，并未指定擔任這些職位的大臣能總理朝政，更未指定這些大臣能如索尼等清初四輔臣一樣行使皇帝之權。既然我們已明確了，所謂“八大臣”根本不是顧命大臣，那麽支那人對西太后的栽贓不攻自破。
第三，并且從另一個方面來説，文宗駕崩時，其遺詔中列舉的這些官職名，并不一一對應所謂“八大臣”。當時，宗人府宗令是怡親王載垣、右宗正是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是載垣、端華、景壽、肅順，軍機大臣是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文祥。文祥作爲軍機大臣，當時留京辦事，辦理軍機處鈔發各省奏摺要件，仍未免去軍機大臣之職位，卻被排除在所謂“八大臣”之外。凡此種種，足可見文宗并未指定所謂“顧命八大臣”。試想，如果文宗真的指定了這八位大臣爲顧命大臣，命他們主持朝政，其遺詔必然與世祖遺詔一般，直接點名。那樣的話，當時無論是誰，都不可能有任何膽量敢反對此顧命之詔而推翻顧命大臣 — — 因爲那樣等同於推翻先帝，是謀大逆、大不敬，身犯十惡之首，必然死無葬身之地，自然也不可能發生任何政變了。要知道，我們的旗人先祖最重規矩和法度，統治中國的各皇朝中，惟有愛新覺羅家從無簒位廢立之事。正是基於此，康德皇帝才實至名歸地與萬世一系的日本帝國天皇精神如一體。先帝遺謨大於天，是滿蒙先國即大清國的朝野共識，亦爲今天滿蒙新國的國民所繼承。
“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係載垣、端華、肅順自封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駕崩。前文已具，文宗遺詔并無任命顧命大臣並令顧命大臣主持朝政之語。而載垣、端華、肅順三人，直接將文宗遺詔令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贊襄政務”之意，曲解爲文宗“遺命”自己如清初四輔臣一般主持朝政，自創“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並以此名目把持由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組成的熱河行在軍機處，對全國發號施令。當時的公文是第一手資料，可知確爲信史，其記載清楚體現載垣、端華、肅順三人自創名目、僭越犯上之行徑。
根據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載，文宗駕崩當日，載垣、端華、肅順即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向吏部和兵部發諮文，稱言：“嗣後，各路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學政及各城將軍、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大臣、幫辦大臣、提督、總兵等，遇有拜發折報時，另備印文，開明所發折若干封，片單若干件，用印封，隨折報交捷報處，以便本王、大臣査核。即希吏、兵部由五百里分別轉行傳知，一體遵辦可也。再，本王、大臣擬旨繕遞後，請皇太后、皇上鈐用圖章發下，上系“御賞”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為符信。並希轉傳京外文武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按照朱筆隨時恭繳。”這段話核心意思有二，一爲以後所有上奏的奏摺數量應告知“贊襄政務王大臣”，二爲依文宗遺命將鈐用“御賞”“同道堂”二璽作爲符信之新規告知各衙門。當日此諮文并無明顯違背先在制度之舉動，然而載垣三人要求各衙門將以後所有上奏的奏摺數量應告知“贊襄政務王大臣”一舉動，已有隱隱侵奪君上大權之意圖。大清軍機處之規章制度及奏摺傳遞制度極嚴格，所有奏摺都是直達御前，君上親自拆閱前其他人不得拆閱。高宗做太上皇時和珅作爲領班軍機大臣，曾要求各衙門將所有上奏的奏摺寫出副本抄送軍機處，此舉在仁宗逮捕和珅同日即廢除，並以上諭明發各級臣工，引爲大戒。而載垣三人在文宗駕崩當日所發出之諮文雖未要求將奏摺寫出副本抄送“贊襄政務王大臣”，但已要求上報每日奏摺數量，此要求已破壞先在的關於軍機處的制度和奏摺傳遞的制度。
七月十八日，也就是文宗駕崩後第二日，載垣三人又發明了新的朱批和諭旨格式。此格式直接將自創的“贊襄政務王大臣”嵌入其中，要求以後諭令必須以“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開頭。如果説七月十七日載垣三人發出的諮文尚且只是稍稍破壞成憲，那麽這一個朱批和諭令格式，説好聽了是托大，說不好聽了就是僭越犯上了。索尼等清初四輔臣代行皇帝之權時，一切朱批諭令都以上諭發出，説白了就是仍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以示四輔臣只是作爲臣子給君上代言，而非把四輔臣自己僭作命令發出者。後來光緒朝西太后訓政的時候，實際享有高宗作爲太上皇帝的政治待遇，高如聖母皇太后的她老所發出的懿旨，尚且都是以皇帝名義發出的上諭，諭旨開頭稱“朕欽奉皇太后懿旨”。皇帝是一國之君，其只要在位，禮樂征伐自然要自天子出，不可自旁人出。高如聖母皇太后者，發佈關於朝政的懿旨都需要以上諭形式，況且幾個臣下呢？載垣三人所造的朱批和諭令格式，其“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這一開頭文句中，“贊襄政務王大臣”是主語。將“贊襄政務王大臣”作爲朱批和諭令的主語，是索尼等清初四輔臣沒做過的，也是任何清朝自乾隆朝典章制度完備以來任何臣下都沒做過的。以臣子之名稱敕稱詔，在今天的文明國家滿洲帝國尚且被視爲大不敬，在前年召開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時，阿斯蘭總理大臣明確强調攝政團作爲康德皇帝的臣子不可稱詔稱敕，並將此定爲流亡時期的基本法條，何況尚屬古代的大清國呢？至此時，載垣三人之跋扈僭越，已爲十惡之實罪。
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隨稱“贊襄政務王大臣”
根據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載，七月十八日後，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之驕橫跋扈等犯上行爲更加嚴重。行在軍機處開始趨附載垣三人，結黨營私，黨同伐異。“贊襄政務王大臣”除了如前文所説，以自創的“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發佈朱批和明發諭旨，還規定了廷寄諭旨、交片諭旨這類在當時須經由軍機處傳遞的諭旨的格式，將原來的“軍機大臣字寄”改成“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字寄”。與此同時，當時五位軍機大臣中隨扈行在而組成行在軍機處的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位軍機大臣，開始隨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一起自稱“贊襄政務王大臣”。結合剛剛提到的廷寄諭旨、交片諭旨的新格式，載垣一伙人變相將留京辦事的資深軍機大臣文祥排除在他們新攢起來的“權力核心”之外了。載垣、端華、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七人，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直接批示奏摺，明發諭旨，或者直接通過行在軍機處發佈廷寄諭旨、交片諭旨，儼然拿自己直接當皇帝了。因爲他們所作所爲的犯上程度是破天荒的，在大清國此前的幼主在位時期從未出現過，所以全國臣工不能迅速地看破他們犯上的把戲。而載垣、端華、肅順等隨扈熱河的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在文宗病重時確實經過文宗允許以“夾簽”的方式幫助其拆看並草擬朱批，確係文宗最親近的臣下，他們與文宗的親近程度被全國臣工所知曉。所以當載垣等人開始以自創的“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發號施令時，京外各官大多未察覺異樣，還都尋思可能文宗真的把大權交給了這幫行在大臣了。這也就導致了，載垣等人結黨營私、犯上忤逆的行徑，在文宗駕崩穆宗新立的這將近一年的時間中，造成了清朝政局的大混亂。載垣等人既已逐漸用“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取代批摺、頒旨等君上自專之權，他們與兩宮皇太后、穆宗，以及很多覺察出來他們犯上行徑的親王、大臣之間的矛盾，便日益增加了。
“贊襄政務王大臣”有意削弱“御賞”“同道堂”的符信作用
載垣等人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發號施令、稱詔稱旨，僭越犯上，然而京外各官恪守君臣之別的大有人在，很多官員仍知皇太后爲上，親王、大臣爲下，不少官員也讀懂了文宗遺詔，知道兩宮皇太后依旨擁有最後審批並裁斷的權力。早在七月下旬，在京的老臣翁心存看到七月十七日文宗駕崩當日載垣等人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發佈的咨文，在知曉了“贊襄政務王大臣”其後之種種惡行後，他老直言告誡：“凡述旨片，由贊襄政務王大臣擬進，皇太后、皇上閱定後，上用‘御賞’圖書，下用‘同道堂’圖書，發下施行。”八月，在京的兵部侍郎勝保、在山東協助剿滅捻軍的山東巡撫譚廷襄遞送請安摺時，各提到了“請皇太后聖躬懿安”，立刻被“贊襄政務王大臣”以“向來無具摺請皇太后安之例”交部議處。這很可笑，要知道當年仁宗生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生前做皇貴妃攝六宮事的時候，外官還有單獨向皇貴妃的請安摺，那個請安摺的原件至今留存。那怎麽難道皇太后的級別還低過皇貴妃嗎？“贊襄政務王大臣”這樣的行徑不叫忤逆犯上，那啥叫忤逆犯上呢？九月，在外統兵的沙場宿將扎薩克和碩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在自己的奏摺結尾書寫“皇太后聖鑒”。“贊襄政務王大臣”又被踩了雷區，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給他致函，嚴厲聲明：“査內外臣工折報，均系奏聞皇上，不宜書寫皇太后字樣，此後王爺奏折，自應一律，應請惟用‘皇上聖鑒’字樣為荷。”這更可笑，載垣等人以“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稱詔稱旨，而詔書、諭旨只有皇上可以發，連戊戌之後實際如高宗太上皇帝訓政的西太后，都沒有任何越過皇帝直接發佈詔書、諭旨的行爲，載垣等人直接將自己的指令稱作諭旨，早已僭越犯上。這群目無君上的“贊襄政務王大臣”還好意思教育忠義無雙的僧格林沁王爺“內外臣工折報，均系奏聞皇上。”不知載垣一伙人説這話的時候，是不是忘了他們自己也是内外臣工的一部分。
大清祖制，大權操之在上。前文已具，在幼主當政時，太皇太后或皇太后對攝政王或顧命大臣裁斷國政的監督，是大清祖宗家法，在順治朝初年和康熙朝初年，孝端文皇后及孝莊文皇后都是這麽監督攝政王或顧命大臣的。這種來自太皇太后或皇太后的監督，就是“大權操之在上”這一精神的體現。“贊襄政務王大臣”自立名目忤逆犯上，很快引起了兩宮皇太后和近支親王的不滿，也引起了在京大臣、在外統兵大將、朝中御史等各路臣工的警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事件，就是很著名的八月初六御史董元醇“敬陳管見”一摺，奏請即刻降旨將“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一事昭告天下，並增加親王一到兩人贊襄政務，以及爲幼主擇選師傅之事。董元醇的奏摺在熱河行宮引起極大的政治風波。這場政治風波使得“贊襄政務王大臣”的目無君上、僭越忤逆達到了極緻，也促進了兩宮皇太后、近支親王、在外統兵大將等除了載垣等人以外的大清大多數臣工結成鏟除載垣集團的大聯盟，辛酉政變的勃發遂變成不可挽回之勢。
被支那曲解的董元醇奏摺事件
支那在胡説辛酉政變的歷史的時候，向來重點曲解董元醇“敬陳管見”奏摺的内容和意圖。支那人稱，董元醇得到意圖推翻文宗“遺命”的“顧命八大臣”體制的西太后暗中指使，或説董爲阿附西太后，上書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廢除令“顧命八大臣”總理朝政的“遺命”。這是在捏造所謂“顧命八大臣”的“遺命”的基礎上對董元醇奏摺的斷章取義。董元醇在奏摺中所表示的意思很明白，只需讀全部原文便可知曉。董元醇奏摺的原文如下：
“竊以事貴從權，理宜守經。何謂從權？現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衝齡踐阼，所賴一切政務，皇太后宵肝思慮，斟酌盡善，此誠國家之福也。臣以為即宜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咸知皇上聖躬雖幼，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幹預，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術。俟數年後，皇上能親裁庶務，再躬理萬機，以天下養，不亦善乎？雖我朝向無太后垂簾之儀，而審時度勢，不得不為此通權達變之舉，此所謂事貴從權也。何謂守經？自古帝王，莫不以親親尊賢為急務，此千古不易之經也。現時贊襄政務，雖有王公大臣軍機大臣諸人，臣以為更當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輔弼一切事務，俾各盡心籌劃，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斷施行，庶親賢並用，既無專擅之患，亦無偏任之嫌。至朝夕納誨，輔翼聖德，則當於大臣中擇其治理素優者一二人，俾充師傅之任，逐日進講經典，以擴充聖聰，庶於古今治亂興衰之道，可以詳悉，而聖德日增其高深，此所謂理宜守經也。”
董元醇作爲御史，其本職就是監察百官。這封奏摺之意圖，即是履行他的本職。文宗遺命兩宮皇太后有對一切諭令做最後審批和裁斷的權力，又以遺詔令王公大臣輔佐新君，沒有指定顧命大臣去掌握朝政。而“贊襄政務王大臣”自文宗駕崩後屢屢僭越犯上，屬於非法侵奪國家最高權力。董元醇作爲御史，以他的職權，本應彈劾。但是當時“贊襄政務王大臣”一伙人權勢甚大，董元醇與他們相比，人微言輕，無法與之抗衡。因此，董只以陳述意見的方式上書而沒有公開彈劾，也就可以理解了。董的奏摺，文句清楚，并無建議“創造皇太后執政的新制度”的含義，而是敬請“即宜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咸知皇上聖躬雖幼，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幹預，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術。”説白了，董的建議是，希望將文宗遺命皇太后擁有一切諭令的最後審批裁斷之權的意思，寫成詔書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像七月十七日文宗駕崩當天載垣等人所做的那樣，只是寫一個告知吏部兵部關於“御賞”“同道堂”的蓋印是新的聖旨符信的諮文。爲什麽我説那個諮文是遮遮掩掩的呢？因爲根據文宗遺命，賜予東太后和穆宗“御賞”“同道堂”兩璽，是兩宮皇太后的審批裁斷之權的實質，不是發佈的諭令的紙上必須要有蓋這兩個章的形式。之前載垣等人的諮文，僅僅是表明了兩璽加蓋這個公文符信的形式。諮文是平行公文，不是下行文，沒有上級對下級的約束力。所以七月十七日載垣等人發出的諮文，説穿了只是一個説明書，而不是律令。如果載垣等人真的恪守臣子本分，盡心輔政而沒有屢屢僭越犯上之擧的話，那其實一個諮文也够用了。可是事實是載垣等人自創名目屢屢侵權犯上，長此以往必然造成全國對文宗遺命的誤解或曲解，國家最高權力就被載垣等臣子簒奪。簒奪國家最高權力是謀反。謀反是十惡之首。當時國家内憂外患，長毛和捻軍肆虐，如果文宗遺命得不到執行，必然造成巨大的内亂，大清的江山社稷也將傾覆。董的奏摺一共建議了三條，請求發佈詔書講解清楚文宗遺命的皇太后審批裁斷權，位列三條之首，可見其之至要和緊迫。至於支那人所謂“董奏請垂簾聽政”一説，是曲解奏摺中提到“垂簾”的文句。董御史奏摺中説的是“垂簾之儀”大清尚無先例，就是說在當時之前大清沒有垂簾的禮儀，并非説“皇太后聽政的政治制度”。根據文宗遺命，皇太后需要行使審批裁斷權，而皇太后行使審批裁斷權，就不可避免地會見大臣，畢竟在當時，“男女之大防”仍是基本的禮儀規範，該如何在皇太后會見大臣的時候恪守“男女之大防”呢？只能用前朝古代的“垂簾”作爲禮儀。而由於世祖章皇帝和聖祖仁皇帝親政之前，是攝政王或顧命大臣裁決朝政，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只是監督，并不臨朝聽政，所以大清直到當時并未有垂簾的禮儀。此回文宗既然授予兩宮皇太后審批裁斷之權，那麽如果要行使好這個審批裁斷之權，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臨朝，要充分瞭解朝政，因此新建一套皇太后會見朝臣的禮儀是必需的。
前文已述，大清祖制，大權操之在上。在文宗駕崩之後，雖有載垣等人自立名目侵奪皇權，然而大清的奏摺制度，除了在文宗駕崩當日被載垣等人要求上報每日奏摺數量給“贊襄政務王大臣”之外，并未有任何改變。也就是説，所有奏摺仍舊依先在制度，直接送達御前，由兩宮皇太后最先閲看。當時大清一整套辦理奏摺傳遞的各衙門，在文宗駕崩後仍依據先在制度，確保奏摺不受任何干擾直達御前，亦是遵循“大權操之在上”的祖宗家法的體現。綜合《熱河密札》和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等當時第一手資料來看，董元醇的奏摺依據先在制度，在八月初十直接遞到了御前，兩宮皇太后閱讀後認爲兹事體大，便將奏摺留中，想要仔細考慮。但是因載垣等人已通過自己手中掌握的每日遞送奏摺的數量推算出有奏摺留中，當日便派人進入内宮向兩宮皇太后索要奏摺。總管太監傳旨說西太后將董奏摺留下細看。載垣聽罷冷笑，十分不屑。八月十一日一大早，載垣、端華、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以及景壽這八位大臣，一起進宮面見兩宮皇太后和穆宗。兩宮皇太后的批示意見是按照董元醇的建議辦理。結果一下子就炸了鍋。載垣、端華、肅順大聲痛斥兩宮皇太后，“當面咆哮”，尤其是肅順，“詞氣之閒，互有抑揚，意在構釁”。載垣、端華、肅順聲言他們的職責是贊襄皇帝，“不能聽命于皇太后”，還説“請皇太后看摺，亦係多餘之事”。雙方當日早晨對峙，激烈辯論。肅順咆哮聲音極大，響徹殿宇，把穆宗嚇得大哭並尿了褲子，就都這樣了仍不收手，繼續咆哮。當日早間的爭吵之後，“贊襄政務王大臣”不理會兩宮皇太后的旨意，直接命令一吳姓軍機章京按照自己的意思擬旨，全面駁回董的建議。結果吳章京擬的“聖旨”語氣平和，引起“贊襄政務王大臣”不滿。載垣、端華、肅順於是讓焦祐瀛親自改寫，加入了很多語氣激烈的詞句痛批董的奏摺，而後立刻將這道痛批董的建議的“聖旨”草稿提交兩宮皇太后。兩宮皇太后看到他們擬的“聖旨”陽奉陰違，當然沒有蓋章批准，眼見載垣等人的作爲基本等於矯詔了，兩宮皇太后也沒有見過如此跋扈的臣下，一時也沒有主意，便將董的建議及這道批判董的奏摺的旨稿留中。過了幾個時辰，“贊襄政務王大臣”看到批判董的奏摺的“旨意”仍無着落便再次進宮。兩宮皇太后面對焦祐瀛擬的把自己意思改的面目全非的旨稿，表示非常不滿，拒絕批准。端華在肅順的攛掇之下怒氣冲冲地和兩宮皇太后針鋒相對地爭吵。杜翰甚至直接頂撞，“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已然到了公然抗旨的地步。兩宮皇太后氣得手顫，仍壓下了這個旨稿，直言“留著明日再説”。誰承想，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二日，載垣等“贊襄政務王大臣”直接罷工，抛下一句“不定是誰來看”，拒絕處理任何政務。前文已具，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組成了行在軍機處，又隨稱“贊襄政務王大臣”，他們的罷工立刻造成行在中樞的全面停擺，以此來要挾兩宮皇太后。終於到了中午，兩宮皇太后不得已，將焦祐瀛擬的旨稿全文批准，作爲聖旨發出，載垣等這才恢復日常辦公。《熱河密札》中直接描寫了他們在要挾皇太后成功後開懷大笑的樣子，“（聖旨）發下後，怡等笑聲徹遠近。”
董元醇奏摺事件，是文宗駕崩後大清中樞政治局勢的一個轉折點。此後，載垣、端華、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打著“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目專擅朝政，稍有與兩宮皇太后的旨意相左之時，便或明或暗地以罷工相要挾。在他們看來，兩宮皇太后在一切諭令上鈐用“御賞”、“同道堂”兩璽，不過是走個過場而已。他們用盡手段，虛化“御賞”、“同道堂”背後象徵的皇太后的監督、審批和最後裁斷的權力，把自己的意志打扮成“皇帝的意旨”。肅順甚至直接向兩宮皇太后進言，建議兩宮皇太后直接將“御賞”、“同道堂”兩璽交予他，存放在軍機處，而後便可方便剿滅長毛和捻軍的軍令隨時下達。景壽作爲御前大臣，面對載垣等七人的種種不法行徑，“緘默不言”，沒有加以規勸，也沒有爲兩宮皇太后叫屈，任由事態進一步發展。
辛酉政變：究竟是誰先引起了政變？
政變，洋文叫Coup d’état，我査了劍橋英語詞典，政變，是指用突然的、果斷的、不合常法或常憲的手段進行政治權力的變革。根據這個定義，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突然被逮捕、革職等事，的確爲政變之屬。但是載垣等人自造“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並以此名目侵奪皇權，脅迫兩宮皇太后從而把持朝政，難道不也是在用不合常法或常憲的手段進行政治權力的變革嗎？載垣等人的行徑，若長此以往必然導致皇權被臣下簒奪，其結果難道不也是如同一場政變一樣，造成政治權力的變革嗎？自七月十七日文宗駕崩之後，載垣等人各種僭越犯上忤逆欺君之舉，已經造成了政治變亂。辛酉政變，實際上是爲了削平載垣等人已造成的政治變亂而不得不發的非常手段。
在“贊襄政務王大臣”當中，爲首的載垣和肅順二人，除了在國内方面對兩宮皇太后和穆宗大不敬、僭越犯上等，在國際方面也是屢屢闖禍，讓大清國陷入極其困難的局面。載垣和肅順是1860年北京之戰、火燒圓明園、文宗熱河出逃的罪魁禍首。這兩個人主導了扣押英國公使巴夏禮等三十九人使團的事變，並指使了對被扣押使團成員的嚴刑拷打和侮辱之事，直接導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載垣和肅順把使團的一部分人羈押在圓明園中，並在園中對其進行虐待。這直接導致英法聯軍將圓明園列入占領目標。
載垣和肅順作爲1860年北京之戰和火燒圓明園的禍首的這一段歷史，被中共百般遮掩。從小我們在課本上學到的，都是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的所謂“凶殘貪婪”，共匪以此來給我們灌輸所謂“愛國主義教育”。而知曉這一段歷史的真相，對於破除中共僞史尤爲重要，於本文之主題即辛酉政變之真相，更不可或缺。據當時英法聯軍隨軍牧師的報告，“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讓人憐憫的情景了……他們幾乎不能走路，拖著雙腿向前挪動。他們的手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放在胸前，這還能叫手嗎，都已經被扭曲得變了形狀，有的手腕上的傷口已經潰爛，有的手上被繩索捆綁造成的腫脹還沒有消下去，有的手就像鳥爪子一樣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經壞死萎縮了。”“人們還瞭解到，他們身體的畸殘狀況是由於手腳被浸濕的繩子緊緊捆在一起而造成的。這些俘虜就這樣被捆綁著，任憑風吹日曬雨淋，而且長時間內得不到食物和水。由於四肢的血液循環被截斷，肌肉腫脹潰爛，傷口化膿，生滿了蛆。這些幸存者的證言全部或部分地發表在英國議會文件或戰爭紀載里，它們表明所有的死者都是由於這種虐待的結果。”可想而知，英法聯軍對於這種極端殘暴的非文明的虐待，該有多麽憤怒。當時在北京的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伯爵知道了英國外交人員受虐之慘狀，決定以火燒圓明園告慰在圓明園受虐致死致傷的英國外交人員並懲罰大清帝國的非文明行徑。
自不必説，文宗逃往熱河，即是北京城和圓明園都被英法聯軍攻占的結果。文宗經過北京之戰、火燒圓明園、顛沛流離逃跑到熱河等這一系列大折騰，早已精疲力竭，最終一病不起，在熱河駕崩。而這一切的緣由，都是載垣和肅順二人闖下的扣押拷打英國使團的這樁大禍。毫不諱言地説，載垣和肅順二人甚至要對文宗的早喪付很大責任。
古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載垣等人，對内違法亂政，對外遭來大禍，這些行徑積纍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各方的巨大反彈。首先引起反彈的，就是兩宮皇太后、文宗的弟弟恭親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兩宮皇太后受文宗遺命享有的最後審批、裁斷之權被“贊襄政務王大臣”非法侵奪，且“贊襄政務王大臣”對皇太后和穆宗大不敬，動輒在御前咆哮，或者以罷工要挾，欺負孤兒寡母。支那人一向歪稱，是“充滿權力欲”的西太后攛掇了東太后、恭親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一起“陰謀政變”。這純屬無稽之談。首先，西太后當時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遠不如幾十年後訓政的時候，在此前僅是深宮婦人，文宗駕崩之前也沒參與過朝政（那些說西太后做懿貴妃時幫文宗批閲奏摺全是野史，完全不可信，因爲後宮不能干預朝政。爲防止有些人碰瓷，我要多說一句，兩宮皇太后奉文宗遺旨憑藉兩璽監督朝政，是藉鑒清初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監督朝政之先例，是爲了防止權臣操縱幼主，與“後宮不能干政”這一祖制無關）。再説了，這些支那人是如何知曉一位古人是否有某種欲望的呢？難不成是西太后她老人家托夢？還有，内宮和外朝有別，就算是醇郡王奕譞作爲西太后的妹夫，也不能時時相見聯絡感情，更別説恭親王奕訢了。説穿了，西太后和這兩位小叔子在當時文宗新喪的時節還壓根就不熟呢，哪那麽容易就能靠著見過一兩面的極淺的“情誼”，憑藉一個人的力量去攛掇他們做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陰謀政變”呢？通過我前文的詳細敘述辛酉政變的來龍去脈，我們很容易發現，載垣一伙人對内違背文宗遺命對皇太后和穆宗僭越犯上，對外又受到文明世界的極端厭惡，所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反對載垣一伙人，是除載垣一伙人以外的國内大臣和外國駐清使節的一致態度，不是什麽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由西太后一個人挑起來的事情。所以並不存在支那人苦心營造的那種“八大臣是文宗規定合法的執政者，所以西太后爲了陰謀搞掉合法的八大臣，就必須和恭親王奕訢密謀，又討價還價達成各種政治交易，又要利用各種人云云”的社會氛圍。相反，説白了，當時社會氛圍是，大家都早就很不爽載垣他們了，之前北京遭了兵禍、圓明園被燒、聖駕被逼北逃，全是他們閙的，現在又騎在皇太后和小皇上的頭上作威作福，排擠其他要員等等。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各方組成鬆散大聯盟來反彈，順理成章。
爲什麽我説這是個“鬆散大聯盟”呢？這又不得不再給支那人扇上一個嘴巴子。他們編造的歷史說，西太后與恭親王奕訢密謀政變，而後把東太后和醇郡王奕譞也給“勸下水”，然後由恭親王奕訢回京先安排政變，奕訢回京後又聯絡了文祥、僧格林沁等一干大臣，甚至還編出了兵部侍郎勝保從前綫帶兵北上準備政變，種種此類，最後大家一致決定政變云云。其實這也是支那人因其無產階級本性並不能理解大清國政治制度的結果。大清帝國法度嚴明，哪能擅離汛地，且不説勝保當時在京并不統兵，就説文祥、僧格林沁等人在京的在京，在前綫的在前綫，都不在一處，然後各自還有各自的要差（文祥是軍機大臣、僧王爺是統兵大將在前綫），僧格林沁天天剿滅叛軍還忙不過來，哪有機會持續互通書信？從八月十二日載垣等脅迫皇太后到九月三十日即鸞駕到京後次日發佈逮捕載垣的詔令，這中間大約一個半月，哪裏够多人多地之間籌劃政變的呢？況且大清國各官員之間來往有著明確的規定，大清公文系統又不像現在一樣有發個加密Email的技術，傳遞起來速度慢不説，且沒有任何加密和防截取手段，你把政變這樣的大事用這樣的通信手段去傳遞，那不是找死嗎。實際上的所謂“政變籌劃”很簡單，在載垣等被解任當日的一道上諭中已記載了，“朕於熱河行宮，命醇郡王奕譞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據實錄記載，在董元醇奏摺事件之後，兩宮皇太后被載垣等人阻止召見大臣。要知道，在幼主親政之前皇太后召見大臣，是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都做過的，載垣等人居然公然阻止兩宮皇太后接見大臣，足可體現其僭越罔上已到了什麽地步。面對這樣的危急形勢，兩宮皇太后藉助恭親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兩人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到熱河奔喪的機會，利用極爲有限的會見時間，在醇郡王奕譞的幫助下，只做成了一道將載垣等八大臣解任的聖旨，由東太后隨身携帶到京。據實錄記載，將載垣、端華、肅順三人逮捕的聖旨，還是兩宮皇太后到京之後會見恭親王奕訢等王公大臣之後，方才現擬現下發的，足可見支那人的“積極緊密籌備”政變之説，全是假話。總體而言，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利用非常有限的見面機會稍微商量了一下，而後只寫了一道解任聖旨，當時也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那些逮捕抄家等强制執行的命令，都是到京之後召集王公大臣，發現載垣等人在王公大臣心中人人喊打，這才決定下令的。整個辛酉政變，兩宮皇太后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一直到回京之後發現載垣等人已成公敵，這才決定要徹底剪除。
政變後續：政局混亂的逐漸平定以及洋務運動、同光中興的開啓
自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駕崩，到同年九月三十日逮捕載垣、端華、肅順並清除所謂“贊襄政務王大臣”，直至同治元年上半年，大清國的政局混亂相當嚴重。這個政局混亂的原因，就始於“贊襄政務王大臣”違背文宗遺詔僭越犯上企圖非法奪取最高權力。而東太后和西太后作爲深宮婦人，在文宗駕崩時沒有絲毫政治經驗，從決定反擊載垣等人到辛酉政變成功再到同治元年初，她們因缺乏政治經驗又不得不驟然臨朝聽政，也客觀上增加了政治混亂的程度。此外，前文已具，辛酉政變是反載垣等人的各方鬆散大聯盟不約而同地促成的，各方之間基本沒有協調，所以在政變完成之初，各方的步調尚未一致，對政變的意義的理解也多有不同，在大清各地方，這樣的步調不一致就放大成了政令的一度混亂，政變勝利者一側的各方在政變完成後的一度協調不佳，也延緩了政局混亂被平息的速度。
首先一個典例，就是本文一開始提過的政變後定罪的那道上諭。兩宮皇太后的這道給載垣等八大臣定罪的聖旨，因爲當時兩宮皇太后缺乏與群臣各方的協調，且兩宮皇太后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仍然不高，整個上諭是倉促準備，其内容與文宗遺詔明顯矛盾了。“諭內閣：……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專擅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示知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即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這道諭旨說，文宗并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與文宗遺詔明顯矛盾。文宗遺詔是這麽説的：“十六日子刻，召見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令其承寫朱諭：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命該王大臣等，盡心輔弼，贊襄政務。”前後一對比，可以明顯發現，文宗確有令其贊襄政務之言，但沒有賜予其“贊襄政務王大臣”這一名目，也沒有令載垣等總攝朝政、行使裁斷之權。
其次再擧一例。載垣等人在文宗駕崩之後立刻自造“贊襄政務王大臣”名目，並創造了“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這一新的諭令格式，明白向全國宣示自己才是“最高領導”，種種舉動造成了全國一度對文宗遺詔產生巨大誤解，以爲“贊襄政務王大臣”是遺詔指定的“最高領導集體”。這個誤解引發了人心的散亂和政令的混亂。辛酉政變後，爲了收拾混亂局面，兩宮皇太后數次發上諭，告訴全國，幼主親政前由兩宮皇太后裁決政事，來回來去地强調。據我統計，辛酉政變當日即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之後的一個月間，朝廷向全國多次發佈了上諭，告知朝野“幸蒙兩宮皇太后保護藐躬、親理大政”，“現在一切政務仰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制”，“幸蒙兩宮皇太后庶務親裁”，“現在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至現在內外庶政，均賴兩宮皇太后躬親裁定”。之所以需要重複再重複地發佈兩宮皇太后裁決政事的意思，正是因爲當時的政局混亂。
同治元年上半年之後，由於兩宮皇太后勤奮執政、用人得當，外加恭親王奕訢等人的全力輔佐，大清政局逐漸穩定，載垣等人留下來的爛攤子逐漸被收拾完畢。在咸豐十一年一月，在熱河患病即將駕崩的文宗批准了恭親王奕訢、文華殿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聯名上奏的關於開展洋務運動的奏摺，洋務運動正式開始。不料當年夏天文宗駕崩，載垣等人仇視歐洲，中斷了洋務運動的開展。辛酉政變後，兩宮皇太后嚴格遵循文宗遺謨，在政局恢復安定之後，立即繼續開展洋務運動，爲同治、光緒兩朝的中興奠定基礎。
針對僞史，總結辛酉政變的真相：
一 與謊言宣稱所謂“顧命八大臣”受文宗遺詔“指定”相反，文宗未指定載垣等八大臣爲顧命大臣。
二 與謊言指控西太后“非法奪權”相反，文宗規定“御賞”“同道堂”兩璽代朱筆，賜予了兩宮皇太后最後審批裁斷之權。
三 與謊言指控西太后“主動密謀政變”相反，載垣等人在文宗死後自創名目，企圖架空文宗規定的兩宮皇太后最後審批裁斷之權，并且犯下種種僭越謀逆行徑，先搞亂了朝局，才促使辛酉政變不得不發。
四 與謊言指控西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積極上下串聯”“緊密籌劃政變”相反，辛酉政變是反載垣等人各方的鬆散大聯盟，初始時并無統一明確的目標，中間亦缺乏協調，“走一步看一步”。
五 與謊言捏造的所謂“顧命八大臣”“統一”爲一個群體的形象相反，這八個人并不是一個整體，載垣、端華、肅順自封“贊襄政務王大臣”，是主犯。而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隨稱“贊襄政務王大臣”，是從犯。景壽緘默不言，作壁上觀，并未參與載垣集團的種種活動，但在載垣集團僭越犯上時也并未護持兩宮皇太后和穆宗。這構成最後定罪時八人被定的罪過有明顯差別的原因。
六 與謊言胡説的董元醇奏請“垂簾聽政”是爲了“推翻文宗的‘顧名八大臣總攝朝政’的遺命”相反，董元醇的奏摺只是表示應該讓全天下明白文宗遺命的真實意思，其奏摺中提到的“垂簾”指禮儀，而非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動。
七 支那講辛酉政變，歷來刻意忽視1860年北京之戰和火燒圓明園的前因後果，並刻意隱藏載垣和肅順作爲對外戰爭禍首的事跡。載垣和肅順無禮扣留並虐待巴夏禮使團，無端開釁英法，導致北京陷落和圓明園被焚毀，是辛酉政變的重要國際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