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訓》及其講解文《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四：惟神之道與王道關係》
本文極爲重要，發佈在《王道月刊》康德八十七年7月國本奠定八十周年暨協和會創立八十八周年特刊，更多請看：
國務總理大臣 張景惠
康德九年十二月八日
國務院佈告第十七號
國民訓
爲佈告事。夫國家之興廢，必由於民德之興廢。民德之興廢，必由於民心之興廢。我國自建國以來，於兹十年。民心之奮於一，民德之興於一，固其國本，奠其國基，以致今日之隆昌。凡有耳目者，咸所知曉。然建國之淵源，其來也遠；元神之照臨，其鑒也赫。乃昭國民訓，使舉國之民躬行實踐，仰不欺神明，俯不欺自己，始終於斯，一貫於斯。行此佈告，咸令週知。
國 民 訓
一、國民須念建國淵源發於惟神之道，致崇敬於 天照大神，盡忠誠於 皇帝陛下。
一、國民須以忠孝仁義爲本，民族協和，努力於道義國家之完成。
一、國民須尚勤勞，廣公益，鄰保相親，精勵職務，貢獻於國運之隆昌。
一、國民須剛毅自立，尊節義，重廉恥，以禮讓爲先，企圖國風之顯揚。
一、國民須舉總力實現建國理想，邁進於大東亞共榮之達成。
《國民訓》 之 講解文
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四：惟神之道與王道關係
作者：薩裏達克氏阿斯蘭
前言
前文回顧
四月，最高法院長完顔氏塞繆爾，以滿洲基督徒的角度及其本人在投身復國天業之後體得滿洲國神道真義之心路歷程爲基礎，講述滿洲國神道非宗教之本質。塞繆爾君該文專爲解除滿洲國基督徒同胞對我國國本奠定於惟神之道的誤解而作，為我全體同胞理解神道之必要讀物，尤其是對滿洲國基督徒同胞極爲重要。五月，在下作爲祭祀府總裁，常感我輩後生，對康德皇帝創建之滿洲國之憲制不解之處甚多，尤以對滿洲國神道之無知及誤解爲甚。故而，我在塞繆爾君四月所作《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基礎上，決定作數文，解讀滿洲國神道，基於此，五月我作《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一文，以探究詞源本義爲主要的研究方法，先將神道的框架與宗教的普遍框架進行細緻對比，從而在根本上講清了“神[かみ]非deity或god”並“神道非宗教”之本質，而後又揭示了我國國本奠定於惟神之道的必然性及必要性，之後還從惟神之道的日文訓讀入手，更深入講解神道之本義。六月，我在前述關於神道本義非宗教的兩篇文章的基礎上，又作《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一文，講清了誰是天照大神以及天照大神是我國的建國元神的原因，同時簡明扼要地講解了建國神廟的祭祀制度。請列位讀者在閲讀本文之前，務必先行閲讀《王道月刊》康德八十七年四月期、五月期、六月期分別發表的《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並《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三文，不然本文對你來説很可能有難解甚至誤解之處。
俗話説，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我再提醒一遍：從上月發表的《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一文開始，本系列文章中的神[かみ]，如筆者不做特殊説明，均指神道框架内之神。神道框架内之神之含義，請讀《王道月刊》康德八十七年五月期發表的《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一文。
概述
康德七年七月十五日，欽奉帝祖康德皇帝陛下之大詔，滿洲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國綱張於忠孝之教。皇帝陛下增修《組織法》，欽定國之祭祀，敬立建國神廟，奉祀天照大神。康德九年三月一日，滿洲國建國十周年，皇帝陛下親賜《建國十周年詔書》于通國之民。全國臣民敬昭勅諭，我國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國民當努力國本之培養，神人合一，努力國綱之振張。康德九年十二月八日，國務院奉副皇帝陛下之天心，乃頒行《國民訓》，作爲滿洲國國民永世之訓條。康德九年十二月八日國務院佈告第十七號《國民訓》，是滿洲國憲制性法令之中距今最近的，是滿洲國國民道德及國民認同之集大成者。
衆所周知，滿洲國以王道立國，國本奠定於惟神之道。《滿洲國建國宣言》宣示滿洲國之建國精神，建國精神首在王道；《執政宣言》宣示王道立國之要旨；《國本奠定詔書》宣示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在下自仰贊復國天業至今，聽到很多滿洲國國民在詢問“王道立國”與“國本奠於惟神之道”的關係。由於我國被共匪非法軍事占領已久，且共匪七十餘年來不遺餘力地抹黑滿洲帝國和日本帝國的真相，現下很多滿洲國國民對王道和惟神之道的本義及兩者關係很不瞭解。且不必説一般同胞，就是曾仰贊復國天業的滿洲帝國協和青年團前骨幹王綏民，縱使曾管窺王道精神之菁華而作文《王道解》並得以發表此文於《王道月刊》，當年也曾有過“鄭國務總理大臣去世後我國就不講王道精神了”“惟神之道之國本實質取代王道立國”等錯誤觀點。更有一些潛在的復國事業支持者，對王道的本義壓根不瞭解，卻大放厥詞，大談什麽“王道就是支那對滿洲的精神汚染”等荒謬想法。種種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啼笑皆非的錯謬想法，都是這七十餘年以來共匪不遺餘力地抹黑所造成的惡果。建國精神是滿洲國憲制及國統的精神基礎，是滿洲國建國的精神源泉。我國以王道立國，建國精神首在王道。我國國本奠定於惟神之道，也是建國精神的一部分。所以，王道與惟神之道，其本義及相互關係不可不明。今日我輩滿洲國國民，應自覺正本清源，體得建國精神，恢復國民道德。而正確理解王道與惟神之道的本義及兩者關係，則是恢復國民道德的必由之路。
這一篇文章中我將先簡要論述王道之真義，同時揭破所謂支那“王道”之假冒僞劣性，而後以此爲基礎簡要解答惟神之道與王道的關係，最後淺談《國民訓》在復國大業中對滿洲國國民認同恢復的重要作用。
凡道者，人生全體之規範也。此之意味，即言惟神之道與王道有普遍的共通性。説白了，惟神之道與王道，都是“道”，因而自然共通。滿洲國以王道立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立國”與“國本”字面意義上是近義詞。正因爲兩者是近義詞，很多人才會誤解兩者之關係。惟神之道與王道的關係，一言以蔽之：滿洲之王道，是真王道。真王道與惟神之道一致，兩者一體。
一、王道之真義及真假王道之真正區別
甲、王道之真義
子、王之本義
欲正解王道之真義，則必先正解“王”字之本義。“王”字之構造，顯而易見，即三橫、一豎。依《字彙》，“王”，乃“三畫連中者，三者天地人也，而三通之，故謂之王。”又依《康熙字典》曰：“帝王之王，貫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又依《説文解字》王部第一字“王”，曰：“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从王。李陽冰曰：‘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又依《説文解字繫傳》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丨²而貫之。丨，一也。一以貫之，故於文丨貫三爲王。丨者，居中也，皇極之道也。”綜上，“王”字之本義，已完全明瞭。“王”字一貫天地人三才，表現爲奉天、則天、天人合一之義。“王”字一‘丨’，中貫天地人三才，表現爲大中至正之義。此即王之本義。王道，字面意義就是王之道，乃君主應尊行之道。王道之本義，發源於王之本義。
丑、王道之本義
解畢“王”之本義，方能解王道之本義。王道之本義，就是純粹的王道的本義，亦可說是真的王道的本義。基於王之本義，王道之本義有三：
第一，王道爲三才一貫之道。這是由“王”的字形直接顯現的。前文已具，《説文解字繫傳》之“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所言之字義中，“天地人三才不可分”之思想非常明顯。《商子》有云“王道作一”，其“一”正强調王道之“天地人合一”。《淮南子》有云：“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其“一道”亦體現王道之“天地人合一”。日蓮曰：“天地人を貫いて少しも傾かざるを王とは名づけたり。”此言譯爲滿洲語，就是“貫穿天地人而不稍傾者，故名爲王。”孔子解王，以一句“一貫三爲王”，直白地揭示了王道本義之首即三才一貫也。在王道之框架中，天是宇宙萬物之生命力之根元。天之作用，是宇宙生命力之發展中心，是宇宙萬物生成化育之本。我先國大清帝國之祭祀之道，尊奉天帝爲宇宙根源之最高神，始祖天童布庫里雍順即天帝之女佛庫倫之子。我親邦日本帝國之祭祀之道，尊奉天之御中主神[あめのみなかぬしのかみ]爲宇宙根源之神、天照大神[あまてらすおほみかみ]爲最高至貴之神，首代人皇神武天皇即天照大神之嫡裔。此皆將天之作用寓於神之名也。將天之作用寓於神之名，既爲王道之義，又爲神道之義。在王道之框架中，天既爲宇宙之根元及宇宙萬物生成化育之本，那麽地也好，人也好，都是天生成化育之結果。換句話説，只有天生成人、化育人、命定人，沒有人反過來影響天命的道理。天地人三才一貫，即天人合一、天命奉行也。結合以上，天，既爲宇宙之根元及萬物生成化育之本，在王道框架中處於中心地位，則只能是萬物順應天，而非天順應萬物。由此可見，王道之本義即天地人三才一貫，自然否定了易姓革命、放伐之思想 — — 因爲這些思想均以“天能感應人的德行所以天會根據人的德行改命”爲“理論基礎”；而這一所謂的“理論基礎”實質就是“人命天”，完全違背王道本義即天地人三才一貫。真的王道是三才一貫之道，自然與易姓革命、放伐不相容。
第二，王道爲中道。這也是由“王”的字形直接顯現的。前文已具，《説文解字繫傳》之“丨者，居中也，皇極之道也”所言之字義中，“中”之思想十分明顯。《尚書·周書·洪範》之九疇之五，乃“皇極”，其中有一段話，可爲立證，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這一段話很容易理解：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黨無偏、無反無側之道，即王道也。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黨無偏、無反無側這六個詞，指的都是“中道”的表現。這六個詞，將其含義總結起來，就是三個字。一曰“中”，一曰“公”，一曰“正”。
中：無偏無陂、無偏無黨，即不偏私、不結黨營私，中和位育。
公：無黨無偏、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即不徇私、不以私人好惡行事，大公無私。
正：無反無側，即不虛與委蛇，正直正義。
中道與辯證法對立統一之道精神一致，以中立之心，追求公理、正道，則自然普遍適用。公理、正道的本來性質就是恆久不易。總之，王道既爲中道，則具有且中且公且正、普遍適用、恆久不易的穩定特性。而易姓革命、放伐，均爲改易國家憲制之大變，與恆久不易的特性相反；易革以强力去顛覆，就是“偏道”而不是“中道”；易革實質目的是爲自己當君主，是徇其一家之私，喪失了公心；打著“天命轉移”的僞旗號而掩蓋簒位的實質，純屬掩耳盜鈴，喪失了正直和正義。故而王道於此點，與易姓革命、放伐格格不入。
第三，王道并非人爲，而是自然的法則。王道乃自然之道。在孔子前老子最早揭示：凡是道，即皆爲自然之道。老子是歷史上第一個揭示“道”之本質之人，實是正統的王道論之祖。近人皆以老子爲道家、道教之祖，而將王道算作儒家，同時人爲割裂老子講解的“道”與孔子講解的“道” — — 這都是不通之論。道之概念，在大東亞方塊字³文化圈是通行的概念。神道之道（無論是日文“神道”[しんとう]一詞中的“道”[とう]，還是日文“惟神之道”[かむながらのみち]一詞中的“道”[みち]，在五月的《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一文中我已詳細論述兩詞同義），王道之道，都首先是道，符合道之本義。老子作爲一正統的王道論者，將“天子乃民之父母”之觀念演繹地非常清晰。天子之本質，爲道之尊貴之骨張也，尊位自然，非人爲可轉移。孔子在老子之後，講解王道，繼承了老子所述之王道之哲理，但比較側重於現實的哲理。換言之，就是側重講解王道在人世方面的哲理，較少言及王道在自然方面的哲理。孔子乃大成至聖，自然參悟了王道乃自然之道，否則便不會强調天命奉行之大義，只是在言語上沒有同老子一般，把道的自然的本性講得很白而已。《道德經》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道法自然一語，直白地昭示了王道乃自然之道，不是人爲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只可惜支那所謂假的“王道”的思想和片面的“天”的思想，都過分强調抽象的人世層面的哲理，忽略了王道之根柢乃大自然之理法。支那人把王道單方面曲解為關於人的倫理，全面缺乏對宇宙自然的理法的實踐的把握。王道乃自然之法，而自然之法自帶一貫不變的恆久性及普遍性。王道之本義即順其自然，因而本就不容所謂“讖緯”或“自導自演”的所謂“禪讓”“受命”之鬧劇。這些易革鬧劇之思想根源，都是人對自然之道的主觀臆斷。也就都是打著“王道”和“天命”的旗號卻實際反對王道自然之本義。
綜上，王道之本義，就是根柢的宇宙自然的理法即三才一貫、不偏中道、普遍通行之道。王道之本性即爲永久不滅之道，因而怎能容許任何種類的變易革命呢。這就是説，王道對易姓革命、共產革命等一切推翻自有自在的國憲的行爲徹底否定。
寅、王之本質
王之本義及王道之本義已明。然我仍需提醒：我們必明白一點，就是“王”即“王者”是“王道”之框架内的概念，不與一般意義上的“統治者”等同 — — 這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一目瞭然的廢話，但是支那所有自編的“受命”“天命轉移”等鬼思想以及滿洲國當年誤解王道和神道關係的部分日系人還有今天繼續曲解王道之人的錯誤基礎，都在這句“廢話”上。爲了講明所有曲解王道之思想體系的錯誤根源，我在講明王之本義及王道之本義後，還需考究王之本質。“王”的本質不是指“王”字之本義，而是指“王者”之本質。之所以將王之本質放在王之本義及王道之本義這兩部分之後，是因爲欲明王之本質，則必先明王道之本義。
在王道的框架内，王服膺王道，行王道者王也。王之本質有三：
第一，王者本質上是王道執行之中心人格，是民之歸往者。《正韻》有云：“王者主也，天下歸往謂之王。”《荀子》曰：“天下歸之之謂王。”此荀子一言解釋了孟子之“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一句，皆言王者是全民之歸往者。《獨斷》曰：“天王者，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⁴。”王者本質上是王道執行之中心人格，是民之歸往者。此一條王之本質常爲後人誤解。民之歸往，指向王道之民本主義，即王者以民爲本。因爲王者是民之歸往之目標所在，而王者尊行王道，王道之本義即天地人三才一貫之道，要求王者必須順天安民，所以王者必須善待歸往其之全民。此一本質與後世之“民心思變所以要變易君主”等易姓放伐之思想全無必然聯係。王者以民爲本，是王者的政道而已。例如我滿洲國即滿蒙新國家，在大同元年依據全滿真正之民意，獨立建國；同年依據全滿真正之民意，暫不確定國體，奉戴帝祖康德皇帝爲執政。執政依據全滿真正之民意，宣示王道立國之宗旨，確立建國精神。在康德元年，執政依據全滿真正之民意，登極爲皇帝；滿洲國依據全滿真正之民意，確定國體爲基於建國精神的立憲帝制。皇帝陛下御極以來，凡事皆依據組織法之條章基於滿洲國真正之民意，尊行王道，廣施善政，以順天安民爲我滿洲帝國之國是。我國家之例，實爲此一條之王之本質之最佳詮釋也。
第二，王者本質上是大公。此之大公，乃大公無私之意，不是現代以來用作翻譯歐洲名位grand duke之詞。《呂氏春秋》有云：“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大公乃王道之樞要，王者尊行王道，從而王者與王道共長久。《老子》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王者大公，大公乃王道之樞要。王道，乃自然之道，乃宇宙根柢之生成化育之道。因而大公是宇宙生成化育之自然狀態。而易姓之革命，無不爲私，無論嘴上説得多麽好聽，最終實質目的都是爲達到改地換天之後的私家富貴，而民衆仍如前朝一樣深受苦難，其生活絕無絲毫之更新 — — 即支那古詞“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之寫照。所以，無視大公而實質爲私家富貴奮鬥的易姓革命，自然爲達簒位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理之當然地與真王道之本義完全相反。
第三，王者本質上是神聖的。《管子》曰：“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此一句中，王乃大君之意，而君乃君子、卿侯之意，不可混淆。王者之神聖本質，其他先哲亦有昭示，如荀子，昭示此之王之神聖性爲王道之樞要。荀子曰：“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荀子此言中之“道”，名雖各有不同，然均指王道，可見此神聖性爲王道之樞要。關於王者本質上的神聖性，孟子亦進行闡述。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言闡釋了神聖之表現即爲德之充實而有光輝。對於王者之神聖性與德的關係，管子亦有解說。管子曰：“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綜上觀之，王者本質上是神聖的，因而有大德，而後自然德匹位地爲國家之君主。仁智之人，武勇之人，雖有能有才，然自非神聖，故可爲大臣之首、軍士之長，然不可爲臣民之主、軍人之主也。顯而易見，王之神聖性是對易姓革命思想之内含的確實否定。多說一句，王道框架之中的神、聖，與神道框架之中的神、聖之義一致，均與宗教框架之中的“神”“聖”之本義無關。詳情請看我五月份所作之《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在此不贅述。
講到這裏，既然王之本義、王道之本義、王之本質均已清，可見王道明明白白地與易姓革命、放伐甚至共產革命完全不相容，那麽支那何以千年來能一直打著“王道”和“天命”的旗號逐鹿中原乃至謀朝簒位而不輟？又爲什麽支那人還能發明了一整套能自圓其説的“受命”“天命轉移”的思想體系？再爲什麽就連中共都能煞有其事地“繼承”“王道”精神并且把它打成所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假構建的一部分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在滿洲國還在的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有不止一人詳細講明。位列滿洲帝國中央政府機關之一的祭祀府就很明瞭這個答案，還發行圖書向民衆講解以正本清源。滿日兩國多位前輩對此答案亦有清晰論述。這個答案我將在下面爲大家講明。
乙、真假王道之真正區別：“王道”與“國體”之別
子、“王”之人選之決定基於“國體”
這些所有的對王道的誤解乃至故意操縱，都是基於一個錯誤認識。這個錯誤認識就是，把王道及王道框架内的“王”，與作爲“王”（此“王”意爲統治者）的自然人的個人思想及其自定法度混同了。説白了，王道是一整套客觀存在的道，因其本義，就是根柢的宇宙自然的理法即三才一貫、不偏中道、普遍通行之道，每一個君主都該遵循，但也可以不遵循，不遵循就後果自負了。所以支那這易姓革命思想及事實是如何來的呢？那是因爲作爲統治者的自然人背反王道而來的。這些統治者背反王道而又假托“王道”之名，仰仗其占據一片江山的既成事實，大肆造假混淆視聽，將“受命”“天命轉移”等鬼思想各種粉飾，久而久之，就有了對王道的各種曲解了，然後代代惡性循環，曲解漸成體系且變得似是而非，就達到自圓其説的“境界”了。但是不論這種曲解怎麽矇騙，王道之根元、本義才是真王道。王道的真義，不以胡説八道爲轉移。我打一個非常通俗易懂的比方：世間有佛法，也有破戒坊主⁵。但是你不能將破戒坊主的行爲混同爲佛法。這個道理在王道上也一樣。王道之真義，與打著“王道”大旗反王道的行爲不可混同。前文已具，基於王道之本義，王道乃先天、本來、根本之道，乃孟子所謂之“天下之大道”、永遠不滅一貫無窮之道。所以，王道本身沒問題，有問題的是本應作爲行王道之中心人格之“王”也就是事實占據統治者位置的自然人之資格、決定、運命等要素 — — 實質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國體[こくたい]（或稱國柄[こくがら]，詳見我在五月的《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一文）的問題。所有通過觀察支那千年來各種政治亂象而誤解王道“自帶”“易姓革命思想”等種種糟粕的人，都是混亂了“王道”和“國體”這兩個概念所致。
丑、支那古來之國柄
那麽支那之“作爲‘王’的自然人”如何選定呢？答案是“德”。我仍引用前面剛提到的《管子》之中“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這一句話。支那人讀這一句話的時候從來都是忽略全句而斷章取義。“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這句話如果孤立地看，就是説“統治者取天下的辦法就是很有德”，所以只要一個支那人比他的君主更有德，他就應該得到該君主的“禪讓”從而“受命”當君主。這可以概括爲“大德必受命”思想，是易姓革命的理論基礎。然而真的王道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這句話後面還有很長的一部分“物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這一整句話的意思，就完全沒有“大德必受命”的意思。相反，原句的意思是，享有天下的“王”皆必有“大德”，“大德”乃是“物利”，以物利鞏固金甌，而“名利並至者”才是神聖。換句話説，“大德”只是“利”，而王者是實至名歸、名利並至的神聖；臣子只是有“大德”而沒有自在之“王”的名分，不是神聖，自然也不是“王”。這種“大德必受命”思想，是對王道真義的扭曲，從支那古代就開始逐漸甚囂塵上，成爲了支那政治理念的根。支那的國家觀，也是從這個扭曲的思想培養起來的。易姓革命、放伐乃至共產革命的由來及“合理性”，均爲此扭曲的國體和政治理念的後果。依照此支那古代國柄，統治者位置之繼承完全由後天的所謂“德”來決定，只要“不德之人”君臨民衆，天就會“更命”給“有德之人”，該“有德之人”就該被立爲新的君主。這樣支那特色的扭曲王道觀，可以統括爲“有德作王主義”，聽起來有道理，但實際操作起來就立即帶來了種種麻煩和危險。依此有德作王主義，君主之資格由是否有德來決定。可是如何界定德之有無的尺度呢？在此支那古代國體的框架内，“德”是一個後天的概念，不是先天的概念；“德”是一個個體的概念，不是統緒的概念。説白了就是，君主之個性及個體，是君位傳續的唯一原理，君位傳承就看有沒有“德”。可是還是那句話，如何界定德之有無的尺度呢？答案就是，沒法界定！支那人在古代也知道沒法界定德之有無，不得以引入了“權”的概念作爲有德作王主義的補充：“王”的資格，是既要有“德”，又要有“權”，以至於出現了“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這樣的論調。這就是説，有德之君和無德之君都是有權方能秉政，而兩者之區別僅在於日積月纍之後的差異；積纍後有什麽“德匹下”的結果嗎？下文就沒有了。看來，有德作王主義就是説，“王”的資格雖然理論上是既要有“德”又要有“權”，但實質是必須得有權，沒有權就沒有秉政的可能，也談不上是否有德了。一言以蔽之，支那的國柄依據是有德作王主義，有德作王主義的實質是“王者”的資格基於權 — — 這已是明擺著與“大德必受命”自相矛盾了，有德作王主義的内含實質是“大權必受命”。
支那古來之國柄，即完全依據有德作王主義。君位之繼承，表面上是因有“大德”而“受命”，實質上完全因爲權力的大小。這個權力，毫不諱言地說，就是赤裸裸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純粹的隨意殺人的權力。一個人權力大到能控制整個國家，他就會向在位的君主表示自己有“大德”，明示或暗示該在位君主“禪讓”。這種“禪讓”實質就是兩者權力的鬥爭，除此之外別無内容，根本與德之有無沒關係。這種“禪讓”充滿了各種不純的動機，甚至有的時候直接撕破臉導致戰亂。而這樣的禪讓放伐每發生一次，都會解構君位本身的權威，都會解構君主並民衆的道德。下一位以這種方式上位之君主，必然牢牢地抓住甚至擴大他的權力即赤裸裸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純粹的隨意殺人的權力。久而久之，惡性循環。至近六百年來，支那人已沒有獨自產生任何除了流寇吃人政權之外的社會秩序的能力了。支那古來種種易姓革命等亂象，其思想根源都來自支那的國體。王道本無罪，罪在支那。支那國柄基於扭曲王道真義的有德作王主義，在一衆王莽、曹丕、趙匡胤們的易姓放伐中，終於讓支那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支那這悲劇的遠因，可能是地理的環境，可能是支那人的性格，不過這遠因與我們滿洲國人何干？
總而言之，支那之易姓革命等種種亂象，是由支那之曲解王道之國柄所決定的，與王道並無關係。支那打著“王道”和“天命”的旗號，執行的卻是假王道。滿洲國和日本，兩國之國體均合於王道之真義，執行的都是真王道。爲了讓讀者對真假王道之表現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我將簡述日本與滿洲國之國體，以鮮明對比支那之國柄，讓讀者明白“這差距咋就這麽大呢？”
寅、日本與滿洲之國體
日本的國體，基於日本皇祖天照大神之御神德及天壤無窮之神勅，皇位繼承定於天照大神之皇統，萬世一系綿長不絕。上有歷代之天皇繼承天照大神之大統，培養王道及惟神之道，樹立三種神器所寓之皇德，以君臨日本萬民；下有日本國民亦貫徹敬神尊皇之大義。日本之國體兹確立。依據日本之國體，天皇絕對神聖，支那慣行之易姓放伐革命之事，在日本得以始終杜絕。日本之國體，是滿洲國在國體上的楷模。康德皇帝與建國諸臣，亦咸以滿日兩帝國一德一心精神如一體之真義，完全在吸收了日本國體的真髓的基礎上確定了滿洲國之國體。
因滿洲國帝室脫胎於先國大清之皇室，所以在敘述滿洲國的國體之前，我需要簡述大清之國體。大清之國體，雖入主支那二百六十餘年，然其國體發源于滿洲龍興之地，故與支那之國體相異。大清又稱滿清，發祥于天帝之女佛庫倫吞天賜之朱果而誕天童布庫里雍順。天童布庫里雍順天賦異稟，開基於斡朵里城，定其國名爲滿洲。此爲“滿洲”國名之啓明肇始。布庫里雍順乃愛新覺羅家之男系始祖，自然亦爲滿洲帝國帝祖康德皇帝之始祖。顯而易見，“滿洲”國源於愛新覺羅氏始祖天童布庫里雍順，而天童布庫里雍順之一系皇統繼繼繩繩，直接傳至現代滿洲國之帝祖康德皇帝，因此滿洲國是且只是康德皇帝之滿洲帝國，簡稱“康德滿洲”，此外別無他義。滿洲國先國大清，上有歷代之大清皇帝繼承天童之大統，敬神崇祖，以君臨大清萬民；下有清人⁶亦貫徹忠君愛主之本分。大清之國體即如此。舊清權臣例如鰲拜、和珅等，均係犯擅權之罪，均坐罪，然而有清一代終無一清人有取而代之的逆惡野心，大清之國體可見一斑。基於以上滿洲國建國前就有的絕對的忠君愛國傳統，以及滿洲國作爲蒙滿新國家的建國精神，滿洲國之國體順其自然地確定爲基於建國精神的立憲帝制。滿洲國的國體，基於以真的王道立國之要旨，基於滿日兩帝國一德一心並滿日兩帝國兩皇帝精神如一體之大義，基於君民一體、民本思想的要諦，明確否定了易姓革命，具有立體的恆久性；帝位繼承，定於康德皇帝之帝統。結合我在五月《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和六月《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的兩篇文章中已講過的内容及本文前部，康德皇帝之帝統，有真王道立國之大精神、滿日兩帝國兩皇帝精神如一體之大義、國本奠於惟神之大道三重加持，自然確立永世一系之繼承原則。總的來説，滿洲帝國上有康德皇帝及未來依《帝位繼承法》繼統之皇帝，尊行王道惟神之道，敬神法祖，順天安民，樹立巍巍帝德，依法執政，以君臨各系衆庶；下有滿洲國國民亦貫徹崇神忠君之大義，體念建國之淵源，踐行惟神之道，致敬於天照大神，盡忠於皇帝陛下，景仰帝德，遵奉帝旨，昂揚國家認同。依據滿洲國之國體，皇帝血緣始祖，爲宇宙根源之神之御天女佛庫倫之子天童布庫里雍順，皇帝與最高至貴的天照大神之御神裔日本帝國天皇精神如一體，可知皇帝絕對神聖。支那慣行之易姓放伐革命之事，在滿洲全土淪陷之前，就從沒有任何市場，未來依康德滿洲之國統、國憲及法制完成復國之後，支那慣行之易姓放伐革命之逆惡毒草在全滿終將如在親邦日本帝國一般，得以徹底排除。
以上比較滿日與支那之國柄可見，滿洲帝國與日本帝國各自國家主權之根基（即國體），均在與天地永遠共生之確乎不動的大道上。此“大道”，既指王道又指神道。支那的國柄，則在有德作王主義上。滿日兩帝國之基於真王道之國體，與支那基於假王道之國體，的確極爲不同。王道之大理想，發源於東亞大陸先秦諸夏，然地處王道發源地的支那，因其現實與環境，遂行歪曲之逆惡。滿洲國國本奠於惟神[かむながら]之大信念，滿洲之真王道從來與支那之假王道相違。兩者禍福之歧，在滿洲全土淪陷之今日，其痛感實存於兹也。
二、惟神之道與王道之關係
王道之真義如是。“王道”與“國體”之別已清。滿日自有之國體與支那古來國體之差異亦清。我們滿洲國以王道立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接下來，我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惟神之道與王道的關係。這三方面是按照時間維度，分別是古代、現代、當代。
甲、古代：王道醇化了惟神之道
在古代，王道醇化了惟神之道。惟神之道是自古以來日本政治的根本理念，日本自有之國體基於惟神之道。而王道對此根本理念之樹立，大爲貢獻。其貢獻體現在王道醇化了惟神之道之内含，爲惟神之道及日本自有之國體提供説明和注解。
《中庸》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爲天皇政治提供了注解，昭示國民應竭誠于天皇陛下、謹遵于天皇之大御心，説明了祭政一致之道是天皇政治的本色。又同《中庸》之“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一句所述，神作爲靈力的本體，可以伸張萬物之個性，均使其得其自然該在之處 — — 此亦爲惟神之道之注解。此句又述，王道即合内外之道，王者的指導者乃天；王者唯繼承天命，而後更無他者；萬物之本性之開發，亦皆天之化育。此之《中庸》之文句，體現了天照大神爲天地萬物之生命之源，進一步具現了“萬民皆得其處”之日本國策，注釋了天皇自然執行神道政治之過程。
比起《中庸》思想之易發，《易》之哲理較爲深邃。《易》中深義，體現在“正”上。“正”字，從一從止。守一以止，《易》之真性也，王道之精髓也。日中爲正，一直不移也。此《易》之“正”之深義，彰顯天皇上承日神下臨黎民之日本國體，亦注釋了君民自覺各行正道之理法：天皇自覺尊行神道，敬天法祖，以仁愛安民；國民自覺尊行神道，忠君孝親，以義勇奉公。君民一體，神人合一，自行正道，即“正”之深義。
除了《易》，《大學》亦含有“正”之大義。一以止乃正，在《大學》之體現，即“止於至善”。此義爲產靈[むすひ]和天照大神之御神德作了注解。宇宙之至善，莫過於生成化育萬物之大德。日本人如繁星般多的“小生命”之悠久淵源，均爲天照大神之“一”之“大生命”之顯現。一與大，合爲天。此“一”之“大生命”，極盡注釋產靈之偉大，同時注釋天照大神之本義，尤其醇化了天照大神生成化育之御神德。教人爲“正”，不僅是滿日兩國，亦是東西方各文明國家的教育的最終目的。惟神之道，本來功能就是國民教化之道。天皇教化國民爲正，養成臣民之生活態度，而後扶翼皇運，使日本國勢益盛，皇威更隆，如此良性循環，國家永在正道上。
《大學》作爲《四書》之首，體現王道精義，爲神道提供了一系列注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對神道之注解，我在上一自然段已講明。“明明德”對神道之注解，即展現天皇與皇祖天照大神之一體性，爲神道之“祭”注釋。明德，實日神之德也。天照大神之明，光輝萬丈，照徹六合，生成化育，特稱爲御神德。明德正是對天照大神之御神德的解釋。在《日本書紀》中，“德”字讀作とつくしび，意爲“美麗的陽氣”，其意義深矣，足可體現“明德”對天照大神之御神德的注釋。天皇與日神的御一體就是對日神之明德之拜察。“親民”即“新民”，其對神道之注解，即展現天皇體得神人合一之“祭”之大精神之後所持之御心境，爲“政”注釋。《大學》中的“新”，均指蕩滌舊有之塵而復歸於道之義。這個“新”不是革去一切舊有之物，相反，“新”是去掉現存之不合道之錯誤内容而後恢復正道的意思。我們最耳熟能詳的“維新”一詞，其本義正是如此。明治維新，就是去掉閉關鎖國等實質不合道之錯誤政策而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之新政策以恢復正道。維新是興盛日本邦運之政道。“新民”即是使民尊行正道。
“正”衍出“政”，“政”從“正”。政道，就是正道之本來之政治機能之發揮。天皇之御政道基於惟神之大精神，古來深受王道之醇化。“政”之旁爲“攴”，依其本形，爲手持棍棒之意，衍出擊打、强制力之意。由“政”字之本義可見，政不單内含道德，而且含有發揮正當威力之決斷，此即昭示日本之政教一致⁷文武不歧之理念。王道於政之大義，即王者與其指導者即天合一，然後於一般民衆行文武二途導天地正道。《論語·顔淵篇》之十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而在王道框架内，政者，先正己後正人也。日本帝國天皇躬親實踐祭政一致⁸之道發揮現人神之實，御示臣民以道，給予臣民教化。而教化之終局目的，乃爲臣民隨順宇宙原理實現全面發展 — — 換言之，乃爲日本國民展開中和位育之生活。王道於日本政道之注解之處甚多，因篇幅有限難以一一列舉。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我在六月《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一文中已提到。詳情請閲讀該文之中日本先哲山鹿素行謹述鏡、玉、劍三種神器之德的部分。
經過古來王道對惟神之道的醇化和注解，惟神之道之内含更加豐滿堅實。正是因爲這樣，惟神之道才能在明治維新時迅速因應文明開化之風，成爲現代日本自有的精神支柱，成爲日本帝國國體之根源，進而在滿洲國建國後成爲滿洲國國本。
乙、現代：惟神之道純化了王道
在現代，惟神之道純化了王道。滿洲地區的現代時期始於清末。滿洲帝國是滿洲地區有史以來唯一的現代國家、文明國家、國民國家⁹。滿洲國以王道立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滿洲國建國精神首在王道。滿洲國的王道，是純粹的王道，是真王道，是有惟神之道加持並受惟神之道純化了的王道。我將從橫、縱兩方向講解惟神之道純化王道之過程。縱向，指神道純化王道的時間綫，體現滿洲國建國前至大同元年王道立國再至康德七年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期間神道一直純化王道并與王道共同作爲國家根本之道。橫向，指神道對王道之純化乃各系滿洲國人之自覺體得，并非日系滿洲國人及在滿日本邦人對非日系滿洲國人的單向輸出。
子、惟神之道對王道之純化：縱向 — — 時間綫
惟神之道純化王道的過程，并不是在康德七年七月十五日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時才開始的，甚至不是在大同元年三月建國時執政宣示王道立國之要旨時才開始的，而實際上是在滿洲建國之前的現代時期，也就是在清末到大同元年這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的。滿洲國國本奠定於惟神之道，實質上是滿洲國之國體明徵。惟神之道純化了建國精神之首的王道，此偉大作用需要以國本奠定的形式明示内外，以便永遠鞏固惟神之道純化王道之成果。
滿洲國以王道立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立國”與“國本”字面意義上是近義詞。那麽有很多同胞就會問了：“正因爲兩者是近義詞，那麽爲何《滿洲國建國宣言》及皇帝陛下在御就任滿洲國執政時發表《執政宣言》中，均隻字未提惟神之道而只説“王道立國”呢？既然早在建國之前惟神之道就已純化了王道，那麽爲何不在建國時就直接宣佈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呢？
這倆問題的答案，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國帝祖並國父康德皇帝天心獨運。康德皇帝“深察世局之進運，廣稽宇內之形勢”（臣恭錄于康德四年六月五日關於組織法修正之詔書），完美地掌握了滿洲國憲制建設並宣誥國本奠於惟神之道之時機與方式。康德皇帝天心獨運的具體過程，清末至國本奠定之間惟神之道純化王道的時間綫可自現。
惟神之道對王道之純化早於滿洲國建國，早到什麽時候呢？早到清末日本汎亞主義先傑漸投身入大東亞政治之時。前文已具，在古代，王道醇化了惟神之道。而在日本，惟神之道亦在被王道醇化的過程中，對王道有了“返作用力”，從而向王道注入了與真王道的精神一致的惟神[かむながら]的大精神。這就是日本王道的生成化育過程。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我親邦日本帝國之先傑紛紛移民滿洲全土，主要集中在關東州和滿鐵附屬地。這些先傑多有日本王道之思想，在當時成立了各種以追求滿洲獨立自由爲目標的自組織，如協和會之前身之一的滿洲青年聯盟，就已起草了後來成爲滿洲國建國精神的王道精神及協和精神的雛形。日本先傑在滿洲獨立建國前十數年間的種種探索，是滿洲國建國的必要基礎之一。其中在王道的層面，日本先傑把飽含惟神之大精神的日本王道引入滿洲，成爲滿洲國王道之濫觴。我們滿洲國王道，實際是從日本攝取而來，自然吸收了惟神的大精神。滿洲國在建國時宣示以王道立國，此王道即已飽含惟神之道之大義。
滿洲國建國的標志，是大同元年三月一日《滿洲國建國宣言》的發佈。《建國宣言》是我滿洲國第一部建國宗旨類法令，是滿洲國憲制性法令之首，昭示了王道政治之基本特點。王道從一開始的建國之時，就有惟神之道的純化。惟神之大精神在《建國宣言》之中數次言及，其中最顯著的是“政本於道，道本於天。新國家建設之旨，一以順天安民爲主。”“政本於道，道本於天”，把滿洲國王道政治之本元追溯到天，與神道政治正相合。鑒於王道和神道均將天之作用寓於神之名，那麽王道框架中的“天”，正等於神道框架中的“天之御中主神”或“天照大神”。此即後來之“建國之淵源發於天照大神”一語之同義暗示也。建國之初有標語曰：“順天安民便是我滿洲帝國的國是。”可見“順天安民”是滿洲國政治的首要訓條。順天安民，是王道政治的精髓，亦是神道純化王道之集大成者。此詞支那人古來從無使用，而支那人不用這個詞的原因是，支那人古來宣揚之假“王道”是有德作王主義。有德作王主義的方法論曲解了王道精神中的“民本主義”，把“民衆的支持擁護”作爲一個統治者“是否有德”進而“是否該當統治者”的評判標準。一個支那統治者如果沒有“萬民擁護”的表象，就不算“有德”，就不能當統治者。所以支那人但凡想當統治者就必須用他手中的大權去“製造”“萬民擁護”的表象，所謂“勸進”的操作就是這種表象的一種。説白了就是因爲支那統治者不僅需要所謂“天命”而且需要所謂“民意”的認可才能當統治者，所以支那人才不能講“順天安民”而只講“順天應人”。滿洲國在《建國宣言》即昭示了順天安民的國是，既是回歸王道真義，又是體認惟神之道純化王道的結果。順天，昭示康德皇帝奉天承運御就任新國家之元首 — — 此天此運，皆依神道框架之内神之本義，是絕對的崇敬的對象，確乎不拔，不以任何的後天因素而轉移。安民，昭示康德皇帝以仁愛之政使臣民均得安居樂業 — — 仁愛安民之義，乃神道政治之大義，與後來《國本奠定詔書》中“仁愛所安”一句無縫對接。顯而易見，滿洲國在建國時確立了王道立國之宗旨，《建國宣言》及《執政宣言》都昭示了王道政治的基本特點，而此王道已得惟神之道之純化。那麽爲何不在當時就奠定國本於神道呢？因爲時機還沒到。衆所周知，滿洲國建國之時連國體都尚未完全確定（之所以說“未‘完全’確定”是因爲國體的精神基礎即建國精神已昭告了），又怎能够一下子就奠定國本呢？大同朝的國體是不完全的、臨時的國體，統治者之位是“執政”。執政雖實質上是“無冕之君主”，然名份上仍是半共和半君主制的統治者。康德皇帝聖心獨運，幼年多舛之命運使他盡知政道，自然曉得當時“天賦之機緣”（《建國宣言》語）乃爲獨立建國，故不應將滿洲國憲制的建設步伐邁得過快，以免節外生枝。
滿洲國國體確定的標志，是康德元年三月一日執政登極爲皇帝，滿洲國之正式名稱因而改爲滿洲帝國。滿洲國國體確定爲基於建國精神的立憲帝制。康德皇帝即位大典之禮，分爲兩部分，一爲郊祀禮，一爲登極禮。康德皇帝即位當日，第一項大典就是在新京順天廣場舉行的郊祀禮。關於郊祀禮，支那自非法軍事占領滿洲全土以來編造了大量的謊言，在此我不列舉，只正本清源講述真相。康德皇帝即位大典之郊祀禮，其本義既出於王道政治之要求，又處於滿洲傳統，同時出於神道之祭政一致之道，并不是很多人謠傳的“照搬支那”。古來支那雖有祭天之禮，然不過是皇帝即位後的例行公事，皇帝大多不會親自出席，甚至我滿蒙先國大清，其皇帝即位禮亦只是在皇宮正殿舉行，同時派遣官員告天即可。而滿洲國皇帝之即位大典，以祭祀爲開端，之後再行登極禮。皇帝親行郊祭禮。此正是深受祭政一致原則對王道之純化。祭政一致，顧名思義，“祭”在“政”前，皇帝即位，首先要祭祀以示仰承天命，再御極以君臨臣民。日本歷代天皇御即位之禮，正是依據祭政一致之原則，乃至今日，仍以承繼三種神器之禮爲首行之禮，以示敬承天庥。可見在其後一年《回鑾訓民詔書》明示我皇帝與日本帝國天皇精神如一體之前，兩帝國兩皇帝早就實際同心同德了。那麽既然國體已確定，爲何不在此時奠定國本於神道呢？因爲時機仍不成熟。登極是時，康德皇帝天縱聰睿，自知滿洲國國體雖定，然畢竟僅是初定，帝制實現後國家制度需隨之更新之處還很多，且很多重要的政治制度仍依據大同元年四月一日教令第三號《暫行援用從前法令之件》以在不違背建國精神的同時直接援用截至建國之時的中華民國制度；國家建設理應先易後難，故不應在滿洲國憲制的建設上冒進。
康德二年至康德六年，滿洲國國家建設穩步推進，國本奠定的時機逐漸成熟。康德二年，皇帝陛下在首回御訪日之後頒行《回鑾訓民詔書》，確定滿日兩帝國精神如一體。既然兩帝國精神如一體，惟神之道是日本帝國的國本，也自然應該是滿洲帝國的國本。《回鑾訓民詔書》之大義，正式預表滿洲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康德皇帝聖明燭照，深知滿洲國國憲建設必須步步扎實，故在國本奠定前，先昭示國内外以滿日兩帝國一德一心之義，使滿日兩帝國精神如一體之義明瞭于天下，爲國本奠定之宣誥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康德四年，滿洲帝國憲制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很多重要的政治制度落實。從年初確定滿洲國標準時爲“東九區”，到建國節頒行《帝位繼承法》，再到仲夏確定中央機構改革方案並修正《組織法》以及改革地方行政區劃，國家憲制日益完善，各項政治制度逐漸完備，國本奠定的時機基本成熟，因此康德皇帝在《關於〈帝位繼承法〉施行詔書》已明確寫出“天皇陛下之保佑”一句。日本帝國天皇是現人神。在《關於〈帝位繼承法〉施行詔書》這道事關滿洲帝國至要的話題的詔書中提到現人神，實質是國本奠於惟神之道的先聲。但是就在康德四年七月，支那事變爆發，日本帝國被迫還擊，滿洲帝國政府亦發表聲明，基於滿日兩國共同防衛之條約，對重慶政權展開制裁，援助北支那之新政府，國本奠定的計劃則不得不延後。自此直至康德六年，日支戰局未定，而我國本奠定與創建建國神廟並奉祀天照大神不可分，創建建國神廟並奉祀天照大神又需要日本帝國之專業協作與指導，因日本有司分身乏術，國本奠定無法立時達成。
康德六年秋，日支戰局大定，蔣政權的有生力量消耗殆盡。康德皇帝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便立即開展國本奠定的籌備行動。皇上先命滿洲國宮内府聯係其日本對應機關即宮内省，詢問在帝宮内奉祀天照大神之合適方式。因爲滿日兩帝國雖爲友邦盟邦親邦，然終爲兩國，有著顯著文化差異，日本官方不見得會懂得皇帝陛下奠定國本爲惟神之道的真意。若皇上直接宣召日本駐滿洲國大使（當時慣例日本駐滿大使由關東軍司令官充任）命其向日本帝國政府轉達國本奠定全盤計劃，或宣召國務總理大臣及我國外交事務首腦（時爲外務局長官）命其通過外交手段向日本帝國政府轉達國本奠定之意向，恐怕會在各種政府辦事程序之中直接被“喊亂了”。所以皇上選擇把國本奠定計劃以“宮内事務”的形式直接告知日本宮内省。鑒於滿日兩帝國之憲制之中的宮内機關均直屬于君主而宮内事務均由宮内機關單獨處理之基本原則，皇帝陛下的想法立即得以清晰准確地傳給了昭和天皇。昭和天皇在與康德皇帝交流數次後，明白了康德皇帝之真意，隨即下令他的政府有司全力協助滿洲國奠定國本。經過近一年的準備，滿洲國終於在康德七年七月十五日，也就是整七十年前，完成了國本奠定，滿洲國憲制建設遂告成。康德七年還是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康德皇帝的天心獨運，最終爲滿洲帝國英明地選擇了這百年一遇的重要年份作爲國本奠定之年。是年，滿日兩帝國各處均爲己國及親邦之國基穩固歡欣雀躍，國勢興隆萬民安樂。滿洲國終於在最佳的時機奠定了國本。若非康德八年對英美之戰爭爆發，國本穩固的滿洲國應早已立於世界一流國家之林了。
從時間綫上看，惟神之道早在滿洲國建國之前，就純化了王道。滿洲國王道實際是從日本攝取而來，自然吸收了惟神的大精神，又經過現代以來惟神之道對王道的純化，自建國時即已飽含惟神之道之大義，與支那古來國柄有德作王主義毫不相干。康德皇帝天心獨運，完美地選擇了國本奠於惟神之道之最佳時機與方式，滿洲帝國國本得以實至名歸地奠定。此後在滿洲國的憲制之中，神道繼續純化王道，兩者共同教化國民之政治德性。
丑、惟神之道對王道之純化：橫向 — — 共同體得
滿洲國在建國的同時確立了建國精神，建國精神首在王道。而此王道乃真的王道，已受到惟神之道之純化。此純化過程，亦體現在建國以來滿洲國各系先哲對王道之宣講上。基於滿洲國乃多族系共同組成的一個國民國家的現實，各系先哲皆以各自熟悉的方式宣教。雖各自宣教方式不同，然而此之不同，僅是遣詞造句用語修辭上和側重點上的不同，其宣教的實質内容均相同 — — 同爲滿洲國王道，即飽含惟神之道大精神的真王道。
例如，滿洲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大臣鄭公作爲舊清士大夫的傑出代表，其王道宣講的目的，在於以王道救世。鄭國務總理大臣所宣講之議題，分爲總括類和專題類。其總括類的議題有《王道入門》、《王道救世之要義》、《王道或問》、《管見》、《訓條》等，其專題類的議題有：《撥亂反正議》、《弭兵說》、《齊家說》、《博愛與愛國辯》、《國民教育談》、《對於法制意見》、《對於法律意見》、《批程克祥天理人欲論》、《滿日結合與舊道德》等。鄭公著眼於世道之流轉，其王道宣講，不僅爲正本清源光大王道立國之基礎，而且爲實現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關於治國平天下之理想，鄭公之意則與支那儒家之意完全相異。鄭公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實質是已受神道純化之王道理想。治國之“國”，原指齊楚燕趙韓等諸侯，到現代僅爲支那一部分，反而平天下之“天下”，自秦以後與關内的整個支那本部重合，至當時已千餘年，“天下=支那”爲時人公認。鄭公既爲滿洲國政府首腦，既爲滿洲國皇帝之臣，怎會不思己國，反而思支那之一部分或整個支那之治平呢？其實鄭公治國平天下之理想，乃天照大神生成化育之御神德在日本顯現之“八紘一宇”之大理想對王道純化的結果，其實質與《國民訓》中提到的“大東亞共榮”之大理想一致，都是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從而建成滿洲國道義國家進而創立道義世界的偉大理想 — — 這是滿洲國的建國理想。
再如，作爲滿洲國建國元臣之一曾任參議府參議、第一任奉天省政府最高顧問、第二任尚書府大臣的袁金鎧，作爲全滿本土士紳的傑出代表，其王道宣講盡在其《王道梗概臆說》一書，共有十篇，題目依順序如下：《原天》、《溯聖》、《宗孔》、《法祖》、《修身》、《保民》、《施政》、《成功》、《得天》、《結論》，又附有自作《王道韻語》一篇，以兒歌的形式概括全書精義。袁金鎧强調，王道之要，首重躬行。而王道之重實踐之義，雖爲本義，然在支那數千年扭曲王道的歷史之中，“王道重實踐”成了一句空話。支那之假“王道”，不僅假在其有德作王主義的扭曲國柄，而且假在其完全與實踐脫離之空心化。正如前文所説，支那的國柄建立在扭曲王道原義的有德作王主義之上，有德作王實際上是有“權”作王，説白了，除了赤裸裸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純粹的隨意殺人的權力的實踐以外，其他的“實踐”都是抽象且空洞的，有沒有都無所謂，長此以往，自然支那的假“王道”就退化成了純粹空洞的説教。現代以來，滿洲國王道攝取自日本，而日本王道仍是本色的真王道，吸收了神道的精神。惟神之道又稱實踐道，顧名思義，極注重實踐。在現代滿洲，這種首重實踐的神道精神純化了王道。袁金鎧公自幼在滿洲長大，深受在滿日系先哲的思想啓發，其言“王道之要，首重躬行”，正是惟神之道純化王道之表徵。
又如，滿洲國國學大家佐藤膽齋作爲滿洲國日系思想家之傑出代表，側重於支那與日滿間政治史之比較，從而總結正反兩面的經驗，其主要著作《王道講話》，涉及“明德”、“忠恕”、“敬”、“道德”、“仁愛”、“大義名分”、“天之奉仕”、“至誠”、“大同”等主題，尤其注重在當時極爲緊張的國内國際安全形勢下的很多熱點問題，例如對德川幕府時期的春秋尊王之學的講讀、君臣之道、族群協和之義、王道與國防的關係、王道與武力的關係、王道與商賈的關係、“放伐”對孔子之教訓等等。王道與武力在支那二千年來以有德作王主義爲國柄曲解王道的過程中被完全割裂，支那竟基於其假“王道”的扭曲體系而發出了“行仁義而亡國”的變態聲音。王道與商賈之關係亦然，世上也只有支那這樣的變態國家才能提出“重農抑商”這樣的“政道”。佐藤膽齋先生以惟神之道之大精神，戳破了這些支那式曲解，使滿洲國王道能在建國之時就堅定正道，不受國際法意義上的母國中華民國之思想糟粕之餘毒。
還如，日系思想家上野賢知，長於王道研究，著有《王道論》一書，從“王道”與“國柄”之別入手，講述王者之資格與王道政治的區別，明瞭“禪讓放伐”與“大義名分”的根本衝突，解釋臣子“輔弼”與“諫爭”的一體性，揭露王道之本義即天地人一貫之道，論述“厚生”乃王道政治的必然要求，論述在國民教化之中的禮刑并用之道。上野先生在揭露王道之本義即天地人一貫之道之時，以神道之祭政一致之理念爲基礎，以神人合一之綱紀純化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去除雖非董子本義但被董子徒子徒孫等通過曲解董子天人感應思想而全面捏造的“人命天”之扭曲理念；基於神道框架内神之本義，使“天”成爲絕對的崇信和道德的景仰的對象，爲王道之天人合一理念注入絕對精神。上野先生論述“厚生”乃王道政治的必然要求的過程，最能直白地顯現出神道對王道的純化。“厚生”一詞源自《尚書·大禹謨》，意爲“厚民之生”。這樣一個來源於東亞大陸先秦時期的詞匯，竟在兩千年來不爲大陸上之人所知。今日支那人把“厚生”當作完全的日語詞匯，卻不知神道之厚生思想乃受王道醇化所得。幸得天眷，惟神之道又純化了王道，在此過程中，我國返璞歸真，厚生亦成爲滿洲語常用詞匯。厚生部位列滿洲國國務院各部，即專司厚生事務。厚生之入滿，即可見惟神之道於王道之純化作用誠不我欺也。
縱使滿日兩地的諸先哲對王道的宣教方式各有不同，但其對於王道的宣教内容實則一致。鄭國務總理大臣雖出身舊清福建省，然其王道論完全剔除了支那古來國柄之易姓放伐思想，回歸了王道之真義。諸位日系先哲更是繼承了古來受王道醇化之神道之精義，以神道純化王道，使滿洲國王道返璞歸真。所有先哲們的王道宣講，無論其本人是否在言語中明示，都實質包含了惟神之道的大精神。其所述之王道，均已受神道之純化，去僞存真，獨立於滿洲全土也。
總之，惟神之道對王道之純化，縱向上體現爲其純化開始於滿洲國建國以前，滿洲建國時的王道精神就已受神道之純化了，因而神道在滿洲國憲制建設的過程中順其自然地被官方奠定爲國本；橫向上體現爲其純化乃由滿洲國各系建國元臣及親邦日本帝國臣民共同體得，并非某一方單向輸出。
丙、當代：惟神之道潔化王道，强勁推動復國天業。
康德十二年，滿洲全土淪陷，日本帝國巨變。自是以來已七十五年，經由惟神之道純化之建國精神之首 — — 王道，與國本 — — 惟神之道一起，成爲支那占領當局的重點抹黑對象。全國各地的神社被支那强行拆毀，作爲日系滿洲國人的絕大多數神社職司，被誣以“在華日本人”的身份而强制驅離滿洲。滿洲國真王道不得不在生存在滿洲全土的夾縫裏，飽受支那假王道及共產主義思想的雙重汚染。支那消滅滿洲國的國民認同的第一步就是要消滅滿洲國人的人心，解體我們的國民道德。滿洲國人要想恢復自由，第一步就要恢復滿洲國國民道德，恢復滿洲國人的人心，恢復滿洲國的國民認同。在這個過程中，在GHQ對日本道德文化進行了水土不服的所謂“改革”之後而一息仍存的惟神之道，就自然成爲了國民道德復興的源頭。神道在當代復國的大形勢之中，已正在潔化王道，强勁推動復國天業。
子、惟神之道、王道與武力：論復國聖戰之治軍
前文已提到，支那二千年來的假“王道”與武力完全割裂。支那所謂“道學家”經常放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兵者，凶器也”。支那歷代，鄙視武力，將文武二途割裂，將仁義與武力隔絕；要麽是像前漢和朱明，建立基業後全部屠殺武將功臣；要麽是像趙宋，杯酒釋兵權，重文輕武；無論哪一種均是打著“仁政”的旗號嚴防武士的產生。士農工商，民之四職。“士”，原意就是允文允武的紳士。支那古來對“兵者，凶器也”一句斷章取義，全然不顧其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把士人“閹割”成“文士”。支那古來汚辱武士，依其扭曲的假王道，造出了“好男不當兵”等俗語。諸如此類鬼思想，在淪陷的滿洲全土甚囂塵上。鑒於誕生王道思想的東亞大陸古來大多時間是禮崩樂壞的狀態，因而論武力之王道原典很少而寡聞，因此在復國大業中，仰仗惟神之道潔化王道是促使國民回歸道義與武力合一的本來精神的正途，也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
六月，我在《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一文中，提到了江戶時代碩學大士山鹿素行拜察三神器之德爲《中庸》之所謂天下之三大達德。三大達德爲智、仁、勇，其根本，乃天照大神之至誠也。三神器由天照大神賜給現人神曁日本天皇，是日本皇德之所寓。皇德統率臣民道德，是惟神之道的中核。寓於劍之德乃決斷之勇。惟神之道生發之神劍精神，就是復國聖戰中滿洲帝國軍人首先要有的精神。
神劍精神源自寓於神劍之德即決斷之勇。在復國鬥爭中，帝國軍人首先要有正邪之決斷之善意識。滿洲國建國之恢弘天業，乃康德皇帝陛下奉天開創，至康德十二年政府崩壞時，已建成王道樂土。我等之祖國，惟康德滿洲。我等之正道，惟康德皇帝之道。
何爲神劍精神？一言以蔽之，破邪顯正、殺惡活善之力之表現，即神劍精神。殺人之劍，亦是活人之劍。滿洲國軍的刀劍槍炮、戰車軍艦、飛機潛艇，無論未來如何堅利，惟艾除惡之根源、薙拂惡之社會、保護善之普遍、哺育善之社會之用也。武力之真義，惟正義之勇之力也。
武力與道義合一，軍隊才有真正之威力。在惟神之道的框架中，何爲聖戰？聖戰即道義戰。復國聖戰之中，治軍之首要目標，即令滿洲帝國海外兵團練成真正之威力。建國元神之神器，惟於神劍之中打入了破邪顯正之真正威力。破邪顯正之威力，守護帝統，確持國憲。滿洲國軍海外兵團，惟體得神劍精神，方可仰贊復國天業，實現濟世之功。
帝國軍人昂揚神劍精神，正是培養惟神之道之國本，光大王道立國之邦基。正如康德皇帝御政滿洲帝國之時的我等曾祖：愛好和平，但從未廢弛武力；不輕言戰，但必需時當仁不讓地戰！
此即復國聖戰中治軍之道也。諸君共勉之。
丑、惟神之道、王道與外交：論親邦關係之恢復
惟神之道在戰後日本，雖因GHQ對政治文化之水土不服之“改革”而使其本義大惑于民，然其元氣尚存。縱使日本遭戰敗之難後日本自有之國體受損，而滿洲國國體反倒是因爲基於復國之本義即原樣復國而仍同淪陷之時，現今滿日兩國之真正仁人志士，仍依滿洲帝國與日本帝國一德一心之大義，心意相通，共存共榮。滿日兩帝國之國本皆爲惟神之道，是滿日兩帝國一德一心之核心體現。滿日兩帝國之建國元神均爲天照大神，使滿日兩帝國一德一心之奧義在“日滿一神”之深遠事實上確立。滿日兩國之真正愛國仁人志士，共同尊行惟神之道，奉祀天照大神；均尚崇神尊皇之義，俱懷敬天法祖之德；在忠君興國上同志，在暴支膺懲上同行。兩國真正仁人志士之同心同德，其精神根源就在惟神之道之共同國本。
承蒙天佑，自今年三月一日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完全樹立以來，復國天業穩步進展。初夏，因應中國病毒在全球爆發瘟疫之嚴峻形勢，在下領導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籌集了一萬一千枚手術口罩，其口罩全部生產於自由世界向日本、美國、印度等友邦開展捐助行動。數月間，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的官吏聯絡了諸多日本組織。在接受滿洲帝國口罩捐助的全部日本組織當中，惟有神社反應最爲積極，不僅在收到口罩後誠摯發來感謝寫真，而且在感謝時絲毫不懼怕提及“滿洲帝國流亡政府”之正式全稱，讓“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八個大字與其紋章清晰地出現在感謝寫真之中。相比之下，其他接受滿洲帝國口罩捐助的日本組織，亦均熱情表示感謝，由於種種原因并未在任何媒體上提及“滿洲帝國流亡政府”，而以“滿洲帝國協和會”或我本人爲感謝對象。在現下全球尚未完成對滿洲帝國及日本帝國歷史撥亂反正之時，就勇於接受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口罩捐助的全部日本組織，都是在爲滿洲帝國復國天業添磚加瓦，故其對口罩捐助方之正名“滿洲帝國流亡政府”避而不談之擧無可非議。而日本神社於我滿洲帝國復國天業，則只能用“仗義”來稱贊其壯舉。近九十年前，我國建國大業之告成，實賴友邦日本帝國之“仗義” — — 此“仗義”一詞在建國之初廣爲康德皇帝及文武百官所用，十分貼切地顯現日本帝國對我國不求回報的無私幫助。今日，面對友邦神社勇於讓“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出鏡之義舉，在下銘感五内，無以言表，心中只有對康德皇帝奠定國本於惟神之道之天心無盡景仰。試想，若我國并未以神道爲國本，而現下我國有大難，又怎會得到日本神社之仗義扶助呢？
此回對日本國民的口罩捐助行動，滿洲帝國流亡政府上下官吏均受益匪淺。同仁深入瞭解了日本當下社會的狀況，積纍了經驗，尤其是在與當下日本的外交實踐中，生動地體認了康德皇帝之帝德，奉副了康德皇帝奠定國本之天心之萬一。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在此次行動中，結交了新的日本朋友。値得注意的是，我們現在的日本朋友竟都是積極參加神社活動並敬神尊皇的愛國者。滿洲獨立，當年有賴日本軍之仗義。滿洲建國，當年有來日本帝國之仗義。滿洲國復國，其今日有賴於日本神社宮司及氏子之仗義乎？由此可見惟神道於復國天業之强勁也。
我國自建國以來，以親仁善鄰爲外交的基本思想。親仁善鄰正是來自王道之本義。然當下在對日本國之外交上，則應在繼續秉承親仁善鄰的外交思想的同時，以惟神之道爲對日之外交張本。王道之親仁善鄰之本義，碩學大士自明瞭，然于今日非飽學之仁人志士恐難以很快理解，以惟神之道爲滿日親邦關係恢復而張本，則有事半功倍之效。
此即親邦關係之恢復之道也。諸君共勉之。
三、結論、兼論《國民訓》
統括全文，王字一丨中貫天地人三才，本爲天人合一、大中至正之義；王道之本義爲三才一貫之道、中道、自然之道，不偏不倚，普遍通行，永久不滅；王者本質上是王道執行之中心人格，是民之歸往者，是大公，是神聖的。“王”之人選之決定方式即“國體”與“王道”不是一個概念。王道本義全無易姓革命、放伐等逆惡思想，支那古來二千餘年之易革、放伐之思想及實踐，是由支那古來之國體決定，與王道無關。支那國體基於“有德作王主義”的假“王道”，扭曲了王道真義。滿洲帝國與日本帝國之國體，合王道真義。滿日兩帝國的王道均是真王道。
綜上所述，惟神之道與王道有自然普遍的共通性，兩者都是“道”。滿洲國以王道立國，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惟神之道與（真）王道一致，兩者一體。惟神之道與王道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關係緊密。在古代，王道醇化了惟神之道。在現代，惟神之道純化了王道。在當代，惟神之道潔化了王道，强勁推動復國天業。
王道之真義並惟神之道與王道之關係如是。
有同胞現在讀完《國民訓》，可能心裏在疑惑：“王道既然與惟神之道一致，兩者是一體的，那麽爲何在《國民訓》第一條中，只看見惟神之道的元素而看不到明確的王道的内容呢？”“爲什麽我在五月《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二：什麽是“神”？什麽是“惟神之道”？》並六月《神道非宗教之滿洲解之三：誰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爲何是我國的建國元神？》兩文中，屢次强調滿洲國的國民教化之道就是神道呢？既然兩道一致，那麽能否互換？”
這兩個問題從根源上說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惟神之道與王道有何不同點？我在五月六月所作前述兩文及本文，共以數萬字篇幅講解神的真義、惟神之道的真義、天照大神的真義、王道的真義，并且對比神道與王道的關係，講解兩者一致性，然而尚未提及兩者的不同。惟神之道與王道有不同點，其不同點即主要顯現在其框架覆蓋之内容廣度。
王道是政治道，即政治共同體之道。其框架覆蓋之内容之義，盡爲政治共同體。王道究極之目標，於君主，則敬承明命、善治其國、平和天下；於臣民，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而後出將入相，輔佐君主善治其國、平和天下。可見王道之理想，所言所慮者皆政治共同體之事也。神道是實踐道，即個人之一生之規範。正常的個人都是政治共同體的一員，因此其一生之規範，自然包括政治生活的規範，亦包括經濟、產業等各方面生活的規範。王道亦有實踐之規範，因其爲政治道，故僅有政治實踐。這裏我多説一句，王道當中不是沒有關於經濟等其他社會生活方面的内容，但其看問題的出發點還是“爲政者”的出發點，并不是那些其他社會生活方面之從業人或其他社會角色之出發點。神道在政治領域，與真王道之内容重合，區別在於兩者框架之角度稍有不同，然殊途同歸。但神道在其他生活領域的内容則不是王道框架覆蓋之内容。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説明爲什麽滿洲國的國民道德教化之道就是滿洲國神道了。如果，某滿洲國人是一位帝國軍人或皇帝陛下政府之官吏，那麽在他個人一生之道德規範中，惟神道與王道的區別不大。但是如果他是滿洲國某城市的一位雜貨店主，沒有進入也沒打算進入國軍或政府等官憲，那麽在他個人一生之道德規範中，就幾乎找不到王道的影子了。畢竟王道是政治道，與政治生活距離較遠交集較少的個人，實在離王道較遠，但離惟神道很近。正因民有多職，而爲政者僅爲其一，故基於王道與神道各自框架覆蓋之内容廣度，王道不方便作爲全民教化之道，而神道更適宜之。
惟神之道與王道之不同點已簡明。綜合以上全文，關於《國民訓》之問題已不論自明。惟神之道既爲面嚮全體滿洲國國民的道德教化之道，那麽《國民訓》在政治共同體方面多用神道詞匯更爲適宜。
發佈《國民訓》的國務院佈告，深刻揭示了國民道德與《國民訓》之至關重要。“夫國家之興廢，必由於民德之興廢。民德之興廢，必由於民心之興廢。”滿洲帝國復國天業，有賴於全體同胞收拾民心，整頓民德，恢復認同，萬方一志共成大業。“乃昭《國民訓》，使舉國之民躬行實踐，仰不欺神明，俯不欺自己，始終於斯，一貫於斯。”《國民訓》在康德九年昭示全國，就是爲使全國同胞永世實踐之。《國民訓》是滿洲國國民道德及國民認同之集大成者，以言簡意賅之五條，明瞭了滿洲國國民道德的主要内容，明確了滿洲國國民認同的實質内涵，在復國大業中，對滿洲國國民認同的恢復，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我全國同胞，均應躬行實踐《國民訓》，誠意正心，仰不欺天，俯不欺己，始終一貫，恢復滿洲國國民認同，以克復滿洲國國民自由、光復滿洲國王道樂土！
作者：薩裏達克氏阿斯蘭
康德八十七年七月三十日
【注釋】：
¹ 滿洲帝國協和青少年團是滿洲帝國協和會的青少年組織，其中協和少年團團員年齡十歲至十五歲，協和青年團團員年齡十六歲至十九歲，二十歲以上者爲協和會會員。
² “丨”爲筆劃豎。
³ 筆者以微軟公司對於“漢字”的正式稱謂Asian Characters爲基礎重新翻譯“漢字”一詞，以去除支那共匪散佈之“不是中國人就別用漢字“等破壞大東亞秩序的胡説八道的殘毒。
⁴ 即周天子
⁵ 坊主，滿洲語詞匯，指僧侶。
⁶ 清人，即旗人。
⁷ 政教，即政治與教育。政教一致是神道政治理念。
⁸ 祭政，即祭祀與政治。祭政一致是神道政治理念。
⁹ 國民國家是滿洲語詞匯，與支那語之“民族國家”同義。
